① 英国人古时穿的各类服饰，戴的首饰，编的辫子！急需！写小说用！实在没有说些欧洲现代长裙类型！
古代女子发饰多种多样, 有笄、簪、钗、环、步摇、凤冠、华盛、发钿、扁方、梳篦等。
笄：是古人用来簪发和连冠的饰物，是簪、钗的鼻祖。
古代男女均留长发，笄为古代男女用来插定绾起的头发或弁冕的。“弁”为古代冠名。“冕”即皇冠。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的官来进行管理。用来固定发髻的笄叫“鬠笄”。 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成人，可以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簪：是笄的发展，同样起固定发髻之用。在前端加以纹饰，雕刻成植物(花草)、动物(凤凰孔雀)、吉祥器物(如意)等形，并可用金、玉、象牙、玳瑁等贵重材料制作，工艺也愈发丰富，有錾花、镂花及盘花等。
钗：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一种首饰。钗与簪主要区别在于簪是作成一股，钗则作成双股。钗用来绾住头发，也有用它把帽子别在头发上。
发钗的安插有多种方法，有的横插，有的竖插，有的斜插，也有自下而上倒插的。所插数量也不尽一致，既可安插两支，左右各一支；也可插上数支，视发髻需要而定，最多的在两鬓各插六支，合为十二支。
步摇：是在顶部挂珠玉垂饰的簪或钗，是古代妇女插于鬓发之侧以作装饰之物，同时也有固定发髻的作用。一般形式为凤凰、蝴蝶、带有翅膀类的，或垂有旒苏或坠子，走路的时候，金饰会随走路的摆动而动，栩栩如生。取其行步则动摇，故名。
钿：用金，银，玉，贝等做成的花朵状装饰品。簪钗是用来绾住头发的，而花钿直接插入绾好的发髻起装饰的作用。
扁方：满族妇女梳旗头时所插饰的特殊大簪，形制与作用与汉人妇女髻上的扁簪类似。清代贵族妇女梳“两把头”或是“大拉翅”，都使用扁方，起到连接真、假发髻之中“梁”的作用。装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控制发髻使其不散落下来。满族妇女梳“两把头”，最初是把真头发分成两把，依靠扁方来固定。到了晚清“两把头”改成青缎制作，安在头顶上，这时与“两把头”与真头发连接梳成头座的工具也是扁方。
在清代的北方民间，扁方也有很小的。如遇丧事，妻子为丈夫戴孝，放下两把头，将头发集拢于头顶束起，分两把编成两个辫子，辫梢不系头绳，任头发松乱一头顶上插一个三寸或四寸长的白骨小扁方。如果儿媳为公婆戴孝，则要横插一个白银或白铜的小扁方。扁方一般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蒙裹而成，俗称“钿子”，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便可，上面还常绣有各种花纹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
梳篦：古代简称“栉”，与簪、髻、钗、步摇等并称为中国古代八大发饰之一，昔为宫廷御用珍品 , 故有“宫梳名篦”之誉。梳篦在古时是人手必备的发饰，尤其是妇女，几乎梳不离身，时间一久，便形成插梳的风气。
梳篦两者的主要区别在齿部，梳子的齿粗而稀，篦子的齿细且密。梳篦多为木制或竹制以及名贵物料制作，如金、银、象牙、犀角、水晶、玳瑁、锡、嵌玉镶珠等材质。
凤冠：古代皇帝后妃的冠饰，其上饰有凤凰样珠宝。明朝妇女出嫁时也可佩戴。
明朝凤冠是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的礼冠，其形制承宋之制而又加以发展和完善，因之更显雍容华贵之美
汉桓帝时，京城洛阳流行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这些流行妆起自外戚梁冀的夫人，后来风行全国。女人们在仿效流行妆时常爱添油加醋。如城中流行高髻，则四方高一尺；城中流行广眉，则四方眉长半额；城中流行宽袖，则四身披一整匹长布。
汉魏以前，没有关于宫廷时装的记载。南朝时，宫廷中出现了宽袖热，后妃宫女都以宽袖式的宫装为美。直到隋、唐，宫中宽衣长袖仍是后妃宫女们喜爱不已的样式。和宽袖在南朝盛行相比美的是窄袖衣盛行于北朝，并逐渐在隋唐时产生影响，进入了隋唐后宫，甚至在唐初到盛唐时期，宫中对窄袖衣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宽袖。
南朝讲求节俭的皇帝提倡窄袖衣，但隋唐盛世宫中女子喜好窄袖完全出于新奇刺激，标新立异。窄袖衫在北朝中是男子的服饰。大唐盛世的开元、天宝年间，富贵优裕、无所事事的宫中女子们以穿北朝男装为时尚，一时间，窄袖衫广为盛行。当时，妃嫔宫女竞相骑马游乐，胡服衫便于骑马，因而极为雍容华贵、骄弱美丽的宫中女子们所喜爱。盛唐时期是个豪情激越的时代，宫中美人们纷纷放弃红装而好戎装。她们身穿男式的圆领袍衫，彩边窄袖，头裹?头，足登软靴，顾盼生情中颇为洋洋自得。盛唐以前的宫廷女子骑马外出时穿的是“幂瞝”。幂瞝是一种遮蔽全身的全装衣服。宫人们骑着马，身穿幂瞝，以免被路人窥视。隋以前的北朝宫人就曾身穿幂瞝，骑马出宫，唐朝初年，宫女们骑马出宫，也是这一套装束。到了武则天时，幂瞝不再在宫中盛行，代之以一种状似雨笠的帷帽：帽檐下黑网至颈，用来遮挡面目。唐玄宗时，宫中女子们改戴胡帽，或者头戴?头，或干脆不戴帽子，所谓靓妆露面，无复蔽障，身上穿的是一身窄袖圆领的胡服男装。安史之乱后，宽衣长袖又在宫中盛行。秦以前的女子服饰是衣、裳相连。秦始皇时始令制作女式短衫。唐朝时宫人的服饰一般是上身衫襦，下身长裙。盛唐风气开放，宫中美人们穿上了开至半胸的窄袖和宽袖短衫。中国宫廷中女子们的裙子也是种类繁多，丰富多采。隋到唐初时，宫中风尚窄式衣裙。盛唐时裙式日益宽大、裙上折裥密布，飘动感加强。当时宫中裙子的色彩大多为红、黄、绿鲜艳的原色。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穿的便是黄裙。
武则天的女儿安乐公主是位放荡的女子，生活侈糜，衣饰上花样百出。安乐公主拥有两件百鸟裙，是罕有旷世珍品。百鸟裙是采集百鸟的羽毛，由宫中尚衣局组织工匠精制而成。百鸟裙色彩灿烂，五光十色、变幻莫定，十分迷人。隋炀帝是位多情多才的皇帝，他设计了一种花笼裙，样式美观，宫女们非常喜爱。花笼裙是用丝织成的，又薄、又透明，上面绣有花鸟图案。
唐代宫廷中的后妃宫女都喜欢肩搭披帛，披帛上绣着各式花卉。披帛和披肩在中国宫中出现较早，起码在秦代就有。秦始皇曾令宫女们身披浅黄银沧飞云帔。唐玄宗开元年间，风流多情的玄宗皇帝曾颁下诏令：宫中二十七世妇和宝林、御女、良人在随侍和参加后宫宴会时，都须身披绣有图案的披帛。唐代宫女们在端午节时，也要披较为华丽的披帛，称为奉圣巾或续寿巾。
宋代宫中时兴窄袖，但宽衣长袖仍然被视为是豪华的标志。宋代后妃的礼服是宽衣大袖，日常生活则是穿便装窄袖。宋代宫女的时装服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身窄袖短衫襦，下身是拖地长裙，一种是窄袖长衫，外套对襟背子。上衣的领子在宋以前大多是交领、右衽，宋时普及对襟式。裙装在宋时以多褶为美。多褶裙，唐时即已盛行，宋代裙褶更多更密，称为“千褶裙”。宋理宗时，宫中时兴前后不缝合的拖地裙，称“赶上裙”。背子是在中单加长而产生的。中单腋下缝合，下面有交带，而背子则腋下不缝合，长到脚面，没有交带。
明代宫女的冠服沿袭宋代，紫色、团领、窄袖、遍刺折枝小葵花、珠络缝金带红裙。明宫中盛行一种比甲，是从元宫中继承而来。比甲创于世祖皇后，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两侧开叉的地方各缝两个襟扣（比甲，式样如现行的马甲、背心）。比甲便于骑马，前胸后背既得保暖，臂肘活动又有余地。明代后妃宫女的常服便是宽袖衫外罩比甲。霞帔是明代皇后、嫔妃的常服。大衫霞帔是衫和霞帔的配套服饰，衫为黄色，霞帔为深青色，上面织有金云霞龙纹，有的或绣或铺翠圈金，外饰珠玉坠了。
明代后妃宫女喜爱穿自己设计的新鲜时装。熹宗张皇后心灵手巧，用白绫配新桑色绫，制成鹤氅式新衣，称为霓裳羽衣。明崇祯时，宫女们竞效周皇后以穿素白色的纱衫为美，用半透明的白纱衫衬出里面的红袙腹，极富魅力。明末宫女爱穿海天霞色衫子，似白微红，雅中微艳，十分迷人，连宦官也很喜爱。
武则天的女儿安乐公主武则天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她弄死的安静思公主，一个是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是中宗和韦后的女儿
金丝八宝攒珠髻，朝阳五凤挂珠钗，赤金盘螭巊珞圈，豆绿宫涤双鱼比目玫瑰配，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翡翠撒花洋绉裙
中国古代有“十八般武艺”之说，其实是指十八种兵器。至于究竟是哪十八种，历来说法不一，一般是指弓、弩、枪、棍、刀、剑、矛、盾、斧、钺、戟、殳、鞭、锏、锤、叉、钯、戈。在这十八种兵器中，有的已被淘汰，像殳、戈；有的已经演变，像钺，原是古代的一种大斧，现在却变成一种小巧兵器，有刃有钩，双手可各持一个，如子午钺。
古代器皿（一）：盛酒器：1. 尊2.壶3.罍（lei 3）4. 缶（fou 3）5. 方彝： 6 .卣（you 3）
7. 觥（gong 1）8、瓿(bu 4或pou 3)
古代器皿（二）：调酒：盉（he 2
【温酒器】1、爵2、 角3、斝（jia 3）
【饮酒器】1、觚（gu 1）2、 觯（ 1）
古代器皿（三）：烹饪器：1、 鼎2、鬲（li 3、 甗（yan
古代器皿（四）：饮食器：1、簋（gui 3）2、 簠（fu 3）3、 敦4、 豆5、笾
古代器皿（五）：其他：【承尊器】
【水器】1、鉴2、 盘3、 匜4、勺、斗
② 通过服饰能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怎么样的社会现实
1、宽袍大衫与潇洒脱俗的士大夫气质
将着装与人生体验相结合，使服饰成为人的精神风貌的一种外化。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萌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服饰美学思想，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着装时尚。
据《三国志·魏志》记载，诸葛亮出斜谷，屡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早有耳闻，不敢轻易出战，所以避而不出。诸葛亮无奈，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巾帼妇人之饰”，以此来嘲讽对手缺乏男子汉的气概。后来，诸葛亮终于在渭滨与司马懿相遇，不穿甲胄，只以纶巾束首，羽扇当令，在千军万马之中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此情此景经宋代词人苏东坡的艺术加工，便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也成为三国时的名士装束。《释名·释首饰》中称：“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巾”，不过是一种平民的头饰，官员是不齿戴的。诸葛亮见司马懿时“纶巾束首”，不是表现朴素，而是一种轻蔑。关于“巾”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相传东汉末王莽头秃，为了遮丑不得不经常在头上裹一块头巾，“上之所好，下必效焉”，久而久之，渐成风气，“巾”也由一种头饰变为一种人人可戴的妆束。但是，在两军对垒，拼杀在即的战时，纶巾上阵显然十分危险。诸葛亮会战司马懿，既不是戎装在身，（汉代作战用于防御的铠甲和盔帽已十分发达），也不像当时礼仪所要求的那样在正式场合必须戴冠正服，以体现严肃，而是“羽扇纶巾”，表现了诸葛亮对司马懿的极大蔑视和对此次战斗的必胜信心。“羽扇纶巾”这一看似平常的装束，也成为了表现成竹在胸、决胜千里的才智，与临危不惧、安然若泰的大家风范的一种象征。
以服饰来表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抒发个人对清净自由，旷达豪爽生活的追求，在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墨客中表现得也很突出。《晋书·五行志》中就记有：“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希世之士耻不与焉。”《抱朴子·剌骄篇》中也说：“世人闻戴叔鸾与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顶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这里所说的阮嗣宗就是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藉。西晋时，他与山涛、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几个朋友情投意合，时常聚会于竹林之中肆意畅饮。尽管七人都属饱学之士，但都不满现实，对儒家礼规制度不屑一顾，更不为世俗所拘，以任性不羁，放浪形骸而闻名。他们的服饰穿戴具有极其鲜明的反叛性，既表现着崇尚自由和蔑视礼俗的精神风貌，也反映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社会的极端不满，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洒之关系》中所指出的:“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们做过一篇《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有过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人见他,他不穿衣服,来人责问他,他答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注:刘伶原话为:“我以天地为栋宇,房室内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见《世说新语·任诞》)？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士人放荡不羁的情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文物古迹上见到他们那时生活的片断。例如在南京西善桥发现“竹林七贤”的砖用壁画，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壁画中的“竹林七贤”(壁画上还另外加了一个落泊文人荣启期)都穿戴不整,宽大的衣衫,或敝胸露怀,或披衫在肩,其中7人赤脚，1人散发，3人梳丫髻，4人裹巾，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士大夫阶级潇洒脱俗的气质与放荡不羁的品貌。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追求服饰个性化的风气,与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玄学影响，对人才基本看法的改变都有着直接关系。魏晋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其核心是对黑暗现实和痛苦人生的激愤与批叛，以及为了摆脱黑暗与痛苦而产生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玄学的产生，不但改变着中国古代的哲学，也对当时的用人标准、人才评价、善恶区分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产生了冲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务实精神的深入人心，儒家鼓吹的仁义道德因其空洞无物而逐渐失去了人心，代之而来的是对人的才情品貌、言谈风度、智慧见识等富有灵性的精神品质的注重与考究。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曹操在建安8年(公元203年)以“唯才是举”为核心的“求贤令”中：“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三国志·魏志·武帝记》）曹操还从历史上庞证博引，搜集例证，用以说明“负污辱之名，见笑见行”，甚至“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才能也完全可以建功兴国。这些见解强调了“德”和“才”之间的差距和矛盾，指出了“有行之士末必能进行，进取之士末必能有行”的人才观。在曹操看来，虽无“行”而有“进取”之才，比虽有“行”而无“进取”之才要可贵得多。因此，如果一个人尽管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筹未展，毫无作为，也只能是眼高手低的说客，没有实际作为，那么，再高尚的道德也是空虚无用的。这显然是和孔子“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的“唯德是举”思想形成对比。
正是在这样一种注重人才的才智品貌的社会氛围中，才出现了一大批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军师和武将，文人和隐士等等出身寒微却身怀文韬武略的奇才义士。他们以才智、风度、见识、言谈等内在之美见长，并不刻意讲究穿戴和修饰，追求一种自然天成，随意和谐的仪表风度。在有意无意之中将道家清淡脱俗的生活观念当作了自己的生活准则。由于才智出群，加之“圣贤之所美，莫美于聪明”的社会审美环境的肯定，他们又对自身的才情品貌乃致服饰穿戴抱有高度自信，坚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喜欢通过富有个性特点的服饰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涵养。于是民间便出现了谈起诸葛亮，人们便自然地想了他的“羽扇纶巾”，“羽扇纶巾”也仿佛成为诸葛亮的代名词，在人物的内在美与外在服饰之间仿佛形成了一种同形用构的微妙关系。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像诸葛亮那样得志的奇才义士到底还是少数，在“唯才是举”与“认人为亲”共存的政治环境下，更多的人才感到的只能是怀才不遇的寂寞和遭受排挤的痛苦。像前面说到的“竹林七贤”便是很好的例子。身为“竹林七贤”领袖人物的阮籍与嵇康，都是当时具有独特思想，多种才能和非凡气节的人，阮籍一生着有诗文13部，在政治、哲学、艺术理论上也颇有见解。但是一生多艰，几经沉浮，《晋书·阮籍传》中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阮，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从“有济世志”到“遂酣饮为常”清晰地构勒出了阮籍由矢志报国，到怀才不遇，再到失意归隐的人生轨迹。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时止今日，我们还能够从他留下的《咏怀诗》中听到他对现实黑暗和世事无常，人生忧患的诸多感汉：
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咏怀诗·三十》）
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六十七》）
阴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咏怀诗·六十一》）
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咏怀诗·五十四》）
感概怀辛酸，怨毒常苦多。（《咏怀诗·十七》）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六十三》）
这一切都形象而行动地表现了阮藉在黑暗现实面前走投无路的痛苦而又无奈的心情。这样的处境和感受引起了阮藉对早先所设立的“济世志”逐渐产生了怀疑，终于走上了“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的归隐山林之路。比阮藉小13岁的嵇康也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家事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魏志·王粲传》）他的朋友孙登评价他是“性烈而才俊”。这种矛盾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他的人格魅力，也为他的悲剧命运发展埋下了伏笔。“才俊”这个天赋使嵇康在文学和哲学方面颇有成就，成为魏晋时期重要而又有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性烈”则使他对势力日渐强大的司马氏集团表示了坚决不合作的个性态度，最终导致了杀身之祸，公元262年，嵇康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这种临终弹琴，笑傲死神的大无畏精神，反映出嵇康至死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决心和强烈的抗争意识。
不管是阮藉的痛苦，还是嵇康的视死如归，都反映了他们不与浊世同流，与黑暗统治反判的无畏精神，也包含着对个体人格自由的永恒追求。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可能具有“超世而绝群，遣俗而独往，登乎太史之前，览乎沕漠之初”的阔达胸襟和崇高的人生立意，才敢于视千年的服饰礼规于不顾，或袒胸露肚，或靸（靸，音：sa，穿鞋时将后跟压倒，拖着走。）鞋披发，或干脆“散发裸身”而饮，做出一系列与封建礼规相背离，让信奉“非礼勿动”的“希世之士不耻与焉”的事情。这是一种反叛，更是一种发泻。乍看起来，这样的服饰仿佛与美无缘，但是，如果超出社会的和政治的范围，从人类生命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我们便不难从中感受到人的自由天性遭受到压抑和摧残时的巨大反抗力量，是一种生命的崩发与涌动。而这种带有强烈悲剧意味的情况，恰恰是美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
2、杂裾垂髾服与女装的飘逸之美
受当时士大夫阶层潇洒脱俗，蔑视礼规的风气影响，魏晋时期的妇女在服饰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崇尚褒衣博带，宽袖翩翩，其华丽之状堪称空前。其中最能代表这种倾向的服装要首推杂裾垂髾服。这种服装的特点主要集中在裙子的下摆部分。首先，这种裙装的下摆很大，长可拖地，宽阔过身，再加上下摆部分特别载出的规则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因此而名之为“垂髾”。再有，这种服装上还配有各种彩色飘带，以为装饰，由于飘带拖得较长，走起路来，牵动着下摆的尖角，如燕子飞舞，如彩链飘飘，极具动感。另外，穿着这种服装的女子一般都梳有十分讲究的头饰。《晋书·五行志》中就记有：“太元中公王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曰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这里所说的“假髻”、“假头”甚至“借头”，其形式有些像今天戏剧中所用的假头套，但是比假头套要高大得多，也华丽得多。这些头饰使女性的身体增高，再与身上的彩带垂髾相呼应，使女子从上到下的服饰构成极强的线性特征。
这种服饰的美学效果我们今天仍然能从顾恺之的《列女图》、《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彩色画像砖，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北魏漆绘屏风等等文物资料中看到。特别是曹植《洛神赋》中关于洛神外在美的一段精彩描写，更给我们想象当时女性服饰所达到的美学境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浓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
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靥铺承权；
镶恣艳逸，仪静体闲；
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奇服旷世，骨象应图。（《全三国文》卷十三）
从丹唇皓齿，到云髻高耸；从腰身颈项，到明眸秀眉，从婷婷玉立的神情，到旷世罕见的奇服……这里尽管掺有不少作者的美好理想，但是，也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了魏晋时期的女性服饰在体现整体美方面表现出来的创造力，追求一种从头到脚全方位修饰的服饰美学境界。这种服饰美学境界所体现的已经不只是局部的，纯形式的美，而是一种带有某种律动的韵味之美。
如上章所谈，我国服饰形式上的男女分野大体形成于汉代。但是，从局部的形式上的区别逐渐过渡到全部的带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却是魏晋时期的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对形神问题的重视。
形神问题是先秦以后各派思想家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魏晋时期这个问题才被赋予了美学的意义，逐渐地同文论、画论、书法理论等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各种艺术创作，并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影响着包括服饰在内的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早在魏晋初年，曹氏统治集团的刘邵在他专门讨论人物品行的《人物志》中就提出了“神”的问题，他说：“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与先秦时期比较，刘邵所说的“神”已远远超出了伦理精神的范围，而是一个与曹操当时对“才”的理解相联系的涉及智慧、才能问题。不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观察评价人，而把人的聪明才智，自由创造精神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从而使形神问题具有了与美学相贯通的意义。后来的何晏、王弼等人对“圣人”的“神明”的讨论，虽然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但他们所强调的已经是“圣人”的智慧和才智。再往后的阮藉和嵇康又否定了何晏、王弼等人关于“圣人”神明的政治色彩，而完全同人的个体精神的自由、解脱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眼中，“圣人”的政治意义已成为过去，追求自由和解脱是最重要的。这就使“神”具有了高于“形”的意义，它既同嵇康所讲的养生相联系，同时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具有了美学意义。这一时期，对形神问题既进行理论研究，又在艺术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取得显着成绩的是着名画家顾恺之。他根据自己的美学见解和艺术实践，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见解，第一次将“形”与“神”进行了理论区分，并指出了“形”只有在表现了一定的“神”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脱离了“神”的“形”不过是一种空壳，不会具有美学意义和价值。但是，他也并不忽视与“写神”紧密相联系的“形”的美学价值。因此，他虽然注重“传神”，认为“四体妍蚩，本无妙处”，但并不忽略形体美在人物表现中的重要性。如他在评论《小列女》时说：“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绘画中“列女”这种题材本是为了伦理道德上的说教而作的，精神性很强，但顾恺之仍然十分注意她们的“艳恣”之美，并指出作画者的“一点一画”都应与“列女”的“艳姿”相成。在谈论《北风诗》一画时，顾恺之也曾专门谈到“形”美的重要：“美丽之形，尺寸之别，阴阳之数，纤微之迹，世所并贵”。这是对绘画作品“形”之美的充分肯定。值得注意的是，顾恺之不但对“形”和“神”的美学意义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同时在其作品当中也处处表现出处理“形”、“神”关系的高超水平，这一点从后人对其画作的评论中就有所体现：“顾恺之《维摩天女飞仙》在余家，《女史箴》横卷在刘有方家。已上笔彩生动，髭发秀润。”（米芾《画史》）“顾恺之之画如春蚕吐丝，初见甚平易，且形似时式有失；细观之，六法兼务，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曾见《初平起石图》、《夏禹治水图》、《洛神赋》、《小身天王》，其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傅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汤垕《画鉴》）这些评论，是对顾恺之画作“纤妙之迹”的恰当形容。所谓“如春蚕吐丝”，“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正上顾恺之画作中“纤妙”之所在，也是“以形写神”这一美学观点的形象体现。
以上这些关于“形”、“神”问题讨论的历史回顾，虽不可能全面历述魏晋时期思想家、艺术家的全部观点，却也足以使我们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对“形”、“神”问题的重视确实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谈论服饰问题，却为服饰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创造了文化环境。要知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当中，才出现了王羲之那运笔细腻婉丽，含有一种“言所不尽”（王羲之语）之情味的书法；出现了那雕刻手法自由开阔，不拘小节，形象生动形象，给人以宏伟状阔之感的云岗石窟大佛；出现了顾恺之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一系列以“女史”、“女神”为内容的人物画像，这些即是有关“形”、“神”美学思想的艺术实践，把抽象的美学理论变成了生动形象的艺术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艺术作品的各类形象也会以其独有的美学魅力引导启发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大胆想象与创造，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服饰的款式、花色、装点等等形式因素艺术化，将人的身体条件、气质特点、喜好兴趣等等精神因素与服饰的外在形式联系起来，使服饰成为人们内在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仔细观察魏晋时期的女性服饰，那褒衣博带、大袖翩翩、高髻魏峨、粉黛施面的全方位修饰，恰恰能够准确而形象地表现女性以“柔”为特征的体态和精神气质，在服饰领域将“形神兼备”的美学思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实践。
3、刚柔相济的服饰审美追求
纵观魏晋南北朝的服饰时尚，我们在看到男子的宽衫大袖、纶巾裹头，女子褒衣博带、高髻步摇的一般情况外，还能看到另外一种服饰时尚：男女同服同饰。这种时尚首先是从头部开始的。
早在汉代就有以“幅巾”包裹头发的习俗，因其长宽与当时所织的布幅相等而得名。汉末，从官府到世庶百姓皆以幅巾裹头为雅。《后汉书·郑玄传》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何）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引晋代傅玄的《傅子》中也记有“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兼巾”的话。“缣巾”是用一种质地细密的丝绢制作，可以染成各种颜色，以此载成一定的尺寸，以作头饰，也叫“缣巾”。与形制繁多的冠帽相比，以巾饰头要便利得多，既可束发，又可装饰，可谓一举两得。故尔曾被曹操称赞，并将其用作“时服”。魏晋时期大量的官方人物不戴帽而裹巾，起到了某种榜样的作用，对社会影响很大的《宋书·礼志》称：“巾以葛为之……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的确，像诸葛亮的“羽扇纶巾”，陶渊明的“漉洒巾”等，都是名人带巾的最好例证，也能说明魏晋时期官员扎巾风气之盛。
在男子以巾饰头的同时，妇子扎巾现象也不少见。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山东沂南汉墓、魏墓出土的石刻，河南洛阳晋墓出土的陶俑身上看到纶巾束首的男女形象。晋代的《邺中记》中也记载着：“皇后出，女骑一千马卤薄，冬月皆着紫纶巾，孰锦裤褶”。《梁书》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贺德基少游学都下，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止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裤裳。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好心的妇女可怜贺德基的衣衫单薄，用自己的“纶巾”给他御寒。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确实有女子扎巾的习俗。
魏晋时期男女同服的情况主要表现在“裤褶”和“裲裆”两种服装上。东汉末年，一种名叫“大口裤”的下装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这种裤子形式比较宽松，尤其是两只裤管大多做得十分肥大，为了便于骑马行走，人们又用锦缎丝带截为三尺一段，在裤管的膝盖处扎紧，仿佛现代的“绑腿”。和大口裤配穿的上衣通常做得比较紧身，交领，窄袖，衣长不过膝下，俗称为“褶”。“大口裤”与“褶”同穿，称为“裤褶”。由于这种装束比宽袍大衫要利索简捷，便于活动，所以最初为军旅之服，不论官兵都能穿着。《晋书·舆服志》就有记载：“裤褶之制，末祥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晋书·杨济传》也记有：“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待中王济俱服布裤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后来这种叫作“裤褶”的服装因为便于活动，从军队传入了民间，成为百姓的一种常服和便装。
在男子穿着裤褶的同时，女子穿着裤褶的现象也很普遍。《太平御览》卷六九五引《西河记》中说：“西河无蚕桑，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裤褶。”从图像资料看，她们所穿的裤褶在款式和色彩上与男子的并无太大差异，属典型的男女同服。“裲裆”也叫两当，类似现在的坎肩，一面护胸，一面护背，因以名之也。清代光谦《释名疏正补》中说：“案即唐宋时之半背，今俗谓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从形象资料来看，最初的裲裆形制十分简单。一般多做两片，前片遮胸，后片挡背，上部以织物或皮革相联。西汉时期，裲裆通常为妇女穿着，且多用作内衣。魏晋以后逐渐将它穿在了外边。成了一种便装。195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晋代墓穴中还有实物存在。墓中女尸的随身衣物中就有一件红绢为地，有黑、绿、黄三色彩线绣成的蔓草纹、圆点纹，内装丝棉的裲裆。1979年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一座16国时期的墓葬，墓中死者仍为女性，身上所穿也是以红绢做地，上用蓝、绿、黄、黑等丝线制绣的龙、鸟、花草等纹案的裲裆。这些实物正好与《宋书·五行志》中记载的“至元康末，妇人出裲裆，加乎胫之上，此内出外也”情况相映证。
穿着裲裆的男子形象今年来也有出土。江西南昌东吴古墓出土的男棺中就发现随葬的遣策，上面便记有：“故练两当一枚”的文字。晋代无名氏所作的《上声歌》中也有“裲裆与郎着，反绣持储里。污污莫溅泥，持许相存在”的说法。由于当时战事颇繁，除了用织物做成的裲裆用于平日穿着，还有一种用皮革、铁片镶制而成的裲裆铠用于征战，更证明了裲裆这种服装不但被纤纤女子所喜爱，同时也是赳赳武夫们的必备之物。
魏晋时期男女同服的情况，是在男女服饰的各自特征趋于明显，男刚女柔，男简女繁的服饰风格趋于完备与成熟的大背景下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情况归结为服饰上的复古倒退（先秦时代的上衣下裳，深衣以及西汉时期的袍服确实都是男女通用，很少性别差异）。这里有战乱造成的民族大溶合的影响，也与儒家思想衰退后所出现的活跃局面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强烈冲击下所产生的服饰美学时尚的改变——在男女服饰不同发展中追求一种新的结合点，在男女服装对立统一中试图创造出一种刚柔相济的美。
不管是扎巾，还是男女都喜欢穿用的裤褶和裲裆，其式样或色彩都比较适中，对纯男姓服装的简捷和纯女性服装的飘逸都做了较大的冲淡和中和。因此也就具有更加广阔的适应范围。可以说，这些男女都喜欢穿的服饰，集中体现的是中国古老的以“和”为内容的美学思想。
把互相排斥对立的因素恰当的统一起来，构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和谐体，这不但是魏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美学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着季札观赏周乐时的情景，当他听到《颂》的演奏时就不由地发出这样的赞美：“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必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在厌，哀而不愁，乐面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食，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入风平，节有度，守有秩，盛德之所同也！”这些赞美之词，处处都着眼于音律因素的对立统一，所表达的感情的和谐与恰当，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古代美学所追求的“和”的理想。魏晋时期的阮藉在他的《乐论》中也提出了与季札大全相近的思想：“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
阮藉的气魄比季札更大，涉及的范围比季札更广，但是，认为音乐之美来源于“天地八方之间”的和谐，来源于各种对立因素的有机统一，却和季札见解不谋而合。其实不只是音乐如此，在中国古代，诗歌、书法、给画等等艺术美无不是如此。只不过，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各种对立因素的表现和统一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了解了这些，对于我们从美学的角度领会魏晋时期在男女服饰特征趋于明显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的男女同服现象，领会那些既溶汇着男性服饰特征，又孕藏着女性风格的中性服饰的美学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外，魏晋南北朝服饰美学思想之所以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文化上的解放：争脱了汉儒那种把社会伦理放在至高无尚位置的思维模式，勇敢地把个人需要和意志推上了社会舞台的重要位置。历来的统治者特别是汉儒都非常重视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和顺从，个体的价值仿佛只有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得到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不是这样，人们不但对此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和反叛，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确立个体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设定出新的价值取向。从思想解放的意义来说，魏晋时期出现的放浪形骸，狂荡不羁的服饰行为，出现的刻意修琢，宽衣博带的侈华与艳丽，出现的一反传统的“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思想的男女同服，都是对儒学所强调的“非礼勿动”教条的有力否定。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仍然不能脱离封建的基本体系，必须依循血缘宗亲关系的原则来处理各种事情，因此，对个体的强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的君臣等级关系，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从最初的追求绝对个体自由，转入到作裸体之饮等病态的欲求满足，形成的是自我放弃的最终结局。但是，在动乱的年代里所奠定的一系列以“人的觉悟”为中心的魏晋服饰美学思想，不但成为唐代服饰走向空前繁荣的重要基础，也在中国古代的服饰美学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③ 服装一般用什么布料
从织造方式上可以分为：梭织布和针织布二大类。从加工工艺上可以分为：坯布、漂白布、染色布、印花布、色织布、混合工艺布（如在色织布上印花、复合布、植绒布、仿皮毛布）等等。还可以原材料来划分：棉布、化纤布、麻布、毛纺布、丝绸、及混纺织物等等。
布料特性的简单介绍
1、棉布
是各类棉纺织品的总称。它多用来制作时装、休闲装、内衣和衬衫。它的优点是轻松保暖，柔和贴身、吸湿性、透气性甚佳。它的缺点则是易缩、易皱，外观上不大挺括美观，在穿着时必须时常熨烫。
2、麻布
是以大麻、亚麻、苎麻、黄麻、剑麻、蕉麻等各种麻类植物纤维制成的一种布料。一般被用来制作休闲装、工作装，2013年也多以其制作普通的夏装。它的优点是强度极高、吸湿、导热、透气性甚佳。它的缺点则是穿着不甚舒适，外观较为粗糙，生硬。
3、丝绸
是以蚕丝为原料纺织而成的各种丝织物的统称。与棉布一样，它的品种很多，个性各异。它可被用来制作各种服装，尤其适合用来制作女士服装。它的长处是轻薄、合身、柔软、滑爽、透气、色彩绚丽，富有光泽，高贵典雅，穿着舒适。它的不足则是易生折皱，容易吸身、不够结实、褪色较快。
4、呢绒
又叫毛料，它是对用各类羊毛、羊绒织成的织物的泛称。它通常适用以制作礼服、西装、大衣等正规、高档的服装。它的优点是防皱耐磨，手感柔软，高雅挺括，富有弹性，保暖性强。它的缺点主要是洗涤较为困难，不大适用于制作夏装。
5、皮革
是经过鞣制而成的动物毛皮面料。它多用以制作时装、冬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革皮，即经过去毛处理的皮革。二是裘皮，即处理过的连皮带毛的皮革。它的优点是轻盈保暖，雍容华贵。它的缺点则是价格昂贵，贮藏、护理方面要求较高，故不宜普及。
6、化纤
是化学纤维的简称。它是利用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纤维的纺织品。通常它分为人工纤维与合成纤维两大门类。它们共同的优点是色彩鲜艳、质地柔软、悬垂挺括、滑爽舒适。它们的缺点则是耐磨性、耐热性、吸湿性、透气性较差，遇热容易变形，容易产生静电。
它虽可用以制作各类服装，但总体档次不高，难登大雅之堂。 化纤在发展初期拥有三大优势：
一是结实耐用；
二是易打理，具有抗皱免烫特性；
三是可进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而不像天然纤维占用土地，加工费时费力、产量有限。
7、混纺
是将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纺织而成的织物，可用来制作各种服装。它的长处，是既吸收了棉、麻、丝、毛和化纤各自的优点，所以大受欢迎。 又尽可能地避免了它们各自的缺点，而且在价值上相对较为低廉，H型和圆台型设计造型。
挺爽型面料 挺爽型面料线条清晰有体量感，能形成丰满的服装轮廓。常见有棉布、涤棉布、灯芯绒、亚麻布和各种中厚型的毛料和化纤织物等，该类面料可用于突出服装造型精确性的设计中，例如西服、套装的设计。
布料以其物理性能不同可分为：绝缘及防静电，绝缘材料通常用在日常生活中，而防静电布料主要用于制造防静电工作服，是适用于电子、光学仪器、制药、微生物工程、精密仪器等行业的具有无尘和抗静电性能的特种工作服，其衣料一般是嵌织导电丝的合成纤维织物。是为防止衣服的静电积聚,适用于对静电敏感场所或火灾或爆炸危险场所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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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中国服装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曾发掘出约 1.8万年前的骨针。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管状骨针等物出土。可以推断，这些骨针是当时缝制原始衣服用的。
中国人的祖先最初穿的衣服，是用树叶或兽皮连在一起制成的围裙。后来，每个朝代的服饰都有其特点，这和当时农、牧业及纺织生产水平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男女衣着通用上衣和下衣裳相连的“深衣”式。大麻、苎麻和葛织物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宗衣着用料。
统治者和贵族大量使用丝织物。部分地区也用毛、羽和木棉纤维纺织织物。汉代，丝、麻纤维的纺绩、织造和印染工艺技术已很发达，染织品有纱、绡、绢、锦、布、帛等，服装用料大大丰富。出土的西汉素纱禅衣仅重49克，可见当时已能用桑蚕丝制成轻薄透明的长衣。
隋唐两代，统治者还对服装做出严格的等级规定，使服装成为权力的一种标志。闹米日常衣料广泛使用麻布，裙料一般采用丝绸。随着中外交往增加，服式也互有影响，如团花的服饰是受波斯的影响；僧人则穿着印度式服装“袈裟”。现今日本的和服仍保留着中国唐代的服装风格。
唐宋到明代服式多是宽衣大袖，外衣多为长袍。清代盛行马褂、旗袍等满族服式，体力劳动者则穿短袄长裤。近代，由于纺织工业的发展，可供制做服装的织物品种和数量增加，促进了服装生产。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吸收西方服式特点的中山服、学生服等开始出现。
1950年以后，中山服几乎已成为全国普遍流行的服装，袍褂几近消失。随着大量优质面料的出现，服装款式也有发展。现代服装设计已成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分支，而服装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大批量生产。
“按三代时，衣服之制，其可考见者，虽不一，然除冕服之外，唯玄端（端衣）深衣二者，其用最广。玄端则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深衣则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至于深衣，则裁制缝衽，动合礼法，故贱者可服，贵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养老，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服之以夕视私，庶人服之以宾祭，盖亦未尝有等级也。
端衣不削幅，不邪杀，不圆袂，不继掩，不侈袂。其衡长八尺八寸，每幅长广皆二尺二寸，四角方正，故谓之端。其裳，前三幅，后四幅，要有辟积无数，谓之唯裳。古人有“朝玄端，夕深衣”。（参阅黄现璠着《古书解读初探》）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布料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服装
④ 素沁女装怎么样
素沁女装非常的好看，款式和风格还是比较百搭的，也比较新颖，上班和在家里都可以穿。比较适合18-30的年龄阶段，做工从服装实拍图上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价格上也比较实惠。
⑤ 香影是什么牌子，衣服好不好
香影品牌服装定位为中高档时装，职业休闲皆相宜。主要针对一群朝气蓬勃；充满自信；又不泛优雅、时尚、独立个性和相当的文化修养、对衣着极有品位的25--35岁社会新女性所设计。
杭州简茜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它位于企业密集的新华集团经济园，在浓厚商业气息的感染下，在强烈竞争意识的鞭策下，它明确了以市场为向导，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意设计为重点，以人性化管理为基础的经营理念，香影各岗位员工勤奋工作，努力使其在杭派服饰众多的服装品牌中脱颖而出。在品牌战略扩张，壮大资本的过程中，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立足杭州，突破杭派”是香影人的口号也是目标。
在持续发展的同时，决策者用大刀阔斧的魄力进行了管理改革，它对内加强管理，对外积极拓展市场，用诚实和信誉去赢得市场，用努力和拼搏去迎接挑战。香影以更规范的管理，更高效的生产模式，保持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1、坚持以服装为龙头，在服装业做大做强基础上，向其它产业横向发展，如房地产、能源、酒店经营等产业。
2、实施资本运营模式，扩大金融投资成果，加速金融资本流通提高参与全球化经济综合竞争能力，提升香影工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
3、全面启动香影工业化园区建设工程，按照国际现代化标准设计，建设集服装产业区、高科技产业区、合资合作区、高级服装研究中心、综合行政办公及相关配套齐全的顶级时尚工业园，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服装业最高水准、最现代化工业园。
4、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效率，强化”人本”管理，充分重视人的因素。
5、落实科学规划，推动创新发展，依托品牌魅力，整合企业资源，全面启动以"信息化、国际化、多元化、个性化"为内容的"四化建设工程"，加快国际化步伐。
⑥ 求各朝代服饰特点，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要～不用太复杂只要各自的特点就行～～
《尚书·舜典》有云：“服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服侍在古代中国被赋予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因此在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源远流长的服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素纱禅衣，薄如蝉翼，仅重48克，充分体现了西汉时期发达的纱织技术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服饰文化。从古至今，各个朝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对当时乃至现在的服侍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世界文化中璀璨的明珠。
质朴的秦汉服饰
秦汉时期政治的大一统，使秦汉的服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前代的破旧立新之感。秦汉服饰最具特色的便是质朴而又大方的深衣。深衣制下，男女均为上衣下裳，且衣裳连接中间束以腰带。深衣其特点是禅冠、朱衣、方心、田领、玉佩、朱履，所服总称“蝉衣”。由于秦汉崇尚黑色，深衣用色较深，更彰显古朴之色。
娟秀的魏晋服饰
魏晋时期，民族大融合以及玄学的兴盛，使本时期的服饰在保留秦汉基本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两大特色：北方的“裤褶”和南方的秀丽含蓄柔和。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北方上衣下裳的形式发生转变，少数民族的大口裤与上衣（褶）合称为“上俭下丰”的裤褶，后发展为朝服。另一方面，南方玄学佛学的流行，使社会盛行空谈的玄虚风气。上层人士的服饰多卷曲的纹褶，流畅的线条组合，给人宽适之感。
雍容华贵的唐装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世家”，从杜甫这句诗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盛唐的气象，唐代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对外程度高，加之广泛的吸收印度和伊朗的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服饰体现着华丽、开放、多样等特点，而最能体现这些特征的就是唐代的女装。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我们从周昉的《簪花侍女图》和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所以在唐代不是所有女子都能半裸胸的。总之，从唐代那绚烂的服饰中我们更是直观的领略到唐代的风度。
深沉高雅的宋服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宋代的文化总体表现一种内敛的特性，体现在服饰上就是那种简单、深沉的特点，再者宋文人地位提高，所以这时期在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下，宋服用增添许多文人气质，显得特别高雅。
宋代在皇帝的朝服上最有特色的是出现了通天冠，而且宋代皇帝的朝服给人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华丽，官员的官帽大多是展脚幞头。退休官员中流行东坡巾。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堂皇的明装
明代官服最具特色的就是“补子”，即给每级官员设计一种动物图案做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锦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官服又叫补服。文官绣禽，武官绣兽，以区分等级。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雀，武官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㶉（xi）𫛶（chi），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明朝政府通过这种规定强化等级制度，维护统治。这种标明等级的“补子”后来被清朝吸收。这样，盘领右衽、袖宽三尺之上缀补子，再与乌纱帽、皂革靴相配套，成为典型的明朝官员服饰。
华贵的清装
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因此，清代的服饰充满了少数民族特色。
清朝，男子服饰基本以满服为模式，其中最显着地就是将汉人的宽大衣袖改为紧身的窄袖，而这最以“马蹄袖”为特色。在清代，凡有身份的男子都穿清式的长跑马褂，长袍为大襟，窄袖口，官服为马蹄袖，袍长至脚踝。
清代女服分满式和汉式，两者互相借鉴，各具特色。满式女服主要是旗袍。初期的旗袍较为简洁素雅， 后来花色搭配变得光鲜亮丽，对比强烈，十分抢眼。而汉式女服继承明朝服饰以上身着袄、衫，下身束裙为主。
中西交融的民国服饰
民国建立，结束了封建帝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从服饰上划分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基本上消失了，这时的服饰更多着眼于美观与实用。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饰是旗袍与中山装。
旗袍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服饰设计师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时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并且独具民族特色，适应现实生活，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在其形、其色、其风格、其意蕴上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的精髓。20世纪20年代旗袍外形改变比较明显，衣身长度缩短，腰身收紧了许多；30年代旗袍盛行，改良式样日新月异，流行领高；到了40时年代，趋向于简洁，更加适应环境、舒适生活。在现时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
中山装是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设计推广的。这种服装适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适合时代的发展潮流，振奋民族精神，一经发明便受到当时革命民主人士的欢迎。后来的许多着名政治人物多穿中山装，如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等，西方人又称之为“毛装”、“人民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