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旗袍从本世纪20年代至今的发展演变过程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在整体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装饰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
今日我们穿的所谓“旗袍”，不能确定仅仅是满族服装的传统款式，它是中华多个民族服饰文化的融合。它源自古代蒙古系游牧民族女子的袍服，至清代满族承袭了这种服装。满族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是八旗制度，凡编人旗籍者，都被称为“旗人”。旗人所穿之袍被统称为“旗袍”，其中包括朝袍、蟒袍和常服袍等。后来则将妇女的家居之袍称之为“旗袍”，“旗袍”成了专用名称。
旗袍在近现代的发展来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服装文化之精华。它之所以流传至今与其“取舍”、“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它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衣技巧，融合并演变出东西合壁的现代旗。无论从其外形塑造还是内部结构来看，无不蕴涵着东西方服饰风格的双重特点，旗袍的基础形制源自中国传统服饰，而紧身的外形强调着形体的存在，突出表现了女性的曲线与柔美。这种适体的造型是以相应的结构处理为基础的，特别是胸、腰、臀围上相同数量的放松取值，更是鉴于东方女性的体形特点而设置的。这种纯西方式的裁剪技巧，使得旗袍的整体表现力更为完美，更具有时代性。现代服装设计作品既要有民族情感、传统的精神，又应具有时代的气息，从而满足现代审美需求，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样，主旋律是越剧调儿，但整个感觉又是现代的。
‘贰’ 旗袍的历史及形制特点
一、旗袍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有部分学者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的深衣，是民国20年代之后最普遍的女子服装 ，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
二、50年代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视为“封建糟粕”、“资产阶级情调”遭受批判。80年代之后随着传统文化在内地被重新重视，以及影视文化、时装表演、选美等带来的影响，旗袍不仅逐渐在大陆地区复兴，还遍及世界各个时尚之地。1984年，旗袍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历次大陆举行的奥运会、亚运会以及国际会议、博览会多选择旗袍作为大会礼仪服装。2011年5月23日，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2届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选择旗袍作为与会各国领导人夫人的服装。
三、它的形制特点丰富多彩：旗袍历经百年的演进，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演绎出多姿多彩的样式，让人目不暇接。20世纪30、40年代旗袍发展的黄金时代，样式变化多且非常丰富。旗袍的襟、领、袖、裙摆等部位风格别样：襟有圆襟、方襟、长襟等；领有上海领、元宝领、低领等；袖子有长袖、短袖，有挽大袖、套花袖，还有喇叭形的倒大袖，在袖口镶、绣、滚、荡各种纹样，十分别致；裙摆除了长短变化，还增加了鱼尾形、波浪形等裙摆款式。
‘叁’ 旗袍的历史演变
旗袍的历史演变
旗袍是女性服饰之一，是带有中国特色、体现西式审美、并采用西式剪裁的时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在现时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
二十世纪初盛行内穿喇叭型宽大袖子的短袄，外套前后摆及地的无袖长马甲。此后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加了装饰，出现繁复的变化。但仍保持旧式旗袍马甲的平直宽大风格，袭用传统的直线裁制方式，显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的改动尺度有所反复。 1929年，受欧美短裙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后来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1寸，袖子采用西式。这一改变遭非议，1931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下摆下垂。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年后几乎无袖。
清代旗袍不开衩，旗袍在缩短袖子时也悄悄在左边开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传统旗袍是上下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三十年代初期，袍腰开始日积月累地收缩，到一九三四年后，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
传统满族旗袍的起源
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
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至此传统服饰汉服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汉服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 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从顺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
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较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界，此时的清王朝正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中国学生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始。
民国时的旗袍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30、40年代是旗袍的顶盛期，这时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袍源于旗人之袍，而北京是旗人聚居最多之地，所以直至清末民初，旗袍是属于京派文化的。清代的旗人之袍包括男袍和女袍，但由于旗袍是女装，所以也可以说旗袍源于旗女之袍。清初较为瘦长紧窄小袖素简的'旗女之袍，到了清末已变得宽大繁褥。辛亥革命之后，旗人多弃袍服而着大褂与裤，故20世纪10年着旗袍者极少，20年代才略有回复。鼎革后的旗袍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发生之地，却是上海。
清末旗女之袍与民国旗袍的主要差别有三点：
1. 旗女之袍宽大平直，不显露形体;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或女性曲线。
2. 旗女之袍内着长裤，在开衩处可见绣花的裤脚;民国旗袍内着内裤和丝袜，开衩处露腿。
3. 旗女之袍面料以厚重织锦或其他提花织物居多，装饰繁琐;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印花织物增多，装饰亦较简约。
正是这三点差别，使旗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的袍服变成可与西方裙服相类比的新品种。袍服是外套，是强调功能(防寒、遮体、表示身份等)的服装种类，其审美意味是传统的含蓄。裙服，法语中的robe或英语中的one-piece dress,虽也有着与中国袍服相仿的历史和强调功能的传统，但表现女性体态曲线却也是它悠久的传统之一;而现代裙装则加强了这一特点，由含蓄的、理想化的、局部的表现，变为暴露、性感和全身的表现。现代西方裙装的所有这些表现女性体态细微变化的表现而言，民国旗袍是无与伦比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穿旗袍的女性急剧减少。有一位知名人曾不无遗憾地说："对身材较好的女子而言，不能穿旗袍实在是一大损失!"
;‘肆’ 旗袍的历史
旗袍源于是满族服装，由于女式旗袍妇女穿上显得秀美窈窕，因此便成为全国各族妇女普遍喜爱的一种民族文化服装，并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风行于本世纪20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民国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 刘亦菲旗袍照
，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1]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女装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先是有了"别裁派"的说法。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这些改革的应用虽并不广泛，但表示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别裁派"的一个特点，这使得旗袍进入了国际服装大家族，可以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已经"国际化和现代化了"。20年代的旗袍仍然宽大平直；与沁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但肩、胸乃至
[2]腰部，则已呈合身之趋势。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这位以善于观察和描述时装的女作家所说的"初兴"，如果是指20年代，那"严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30年代末出现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旗袍更加合身，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有人还使较软的垫肩，谓之"美人肩"。这表明女性开始抛弃以削肩为特征的旧的理想形角。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鸿翔公司的后人金泰钧先生对此坚信不疑。他本人虽未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于鸿翔时，还可从老师傅处获得有关于此的很多消息。这时旗袍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以后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确定的基本形态，只能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全世界女性们所钟爱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的。
二十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满族统治者，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民国之初——悄然过渡过的旗袍。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剪辫发，易服色，摧枯拉朽，推翻了满族封建统治者，把属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一切为新式旗袍的延生创造了条件。 李玲玉旗袍照
辛亥革命后“达拉翅”、“花盆底”等旗女的特征装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冠服就此成为绝唱。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春潮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 这一时期，上海成为以女性妆饰的新展示台，追求服饰的新颖时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时髦女子对政治与服饰流行有着双重的敏感。 受日本式服装影响，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文明新装"开始流行，女学生与女教师爱着的黑色裙成为时尚。 20年代——倒大袖与新样式。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时兴过一阵“文明新装”。 30年代——黄金时代（i）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黄金时代（ii） 旗袍走向经典的过程，可说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 20年代以后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进入30年代后，旗袍造型完美成熟，堪称经典之作，使得以后的旗袍始终难以跳出该种廓形，只能在长短、胖瘦及装饰上略作变化而已…… 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旗袍，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海派旗袍），实际上正是指30年代的旗袍。旗袍文化完成于30年代，30年代是属于旗袍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到这时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时装，现代意义上的时装。外国衣料的源源输入，各大报刊杂志开辟的服装专栏，还有红极一时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都无疑推动着时装的产生与流行。由于旗袍的修长适体正好迎合了南方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所以在上海滩倍受青睐…… 而加入西式服装特点的海派旗袍，也就自然很快从上海风靡于全国各地。这样，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为30年代旗袍的主流，我们所讲的30年代的旗袍也就是海派旗袍了。 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迥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建国之初，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50年代——也有过灿烂的一瞬
历届港姐经典旗袍造型(10张)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说服装也有流行的话，那流行的主导已转向平民。到1956年，据说前苏联的某领袖人物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人的服装要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于是，政府号召“人人穿花衣裳。 这时出现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不妖、不媚、不纤巧、不病态，符合当时"美观大方"的标准，而且更为实用。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 80、90年代——辉煌难再 为最能体现这种完美身材的旗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照说当年大受青睐的旗袍会再次回到人们当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木棉道旗袍并未再度流行，而是只有少数人在穿……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来开放后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不过，在80、90年代却出现了一种具有职业象征意义的"制服旗袍"。为了宣传和促销等目的，礼仪小姐、迎宾小姐以及娱乐场合和宾馆餐厅的女性服务员都穿起了旗袍。 这种旗袍千篇一律，多用化纤仿真丝面料，色彩鲜艳，开衩很高，做工粗糙。这实在有损旗袍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人们为了区别自己的身份，更不敢贸然穿旗袍了……
现代旗袍(12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理想形象又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而作为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人们注意的目光。国外，还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风味的旗袍，甚至是中国旗袍与欧洲夜礼服的结合产物。
‘伍’ 中国旗袍发展史
旗袍起源于中国上海。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旗袍是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贵族的衣饰，现代意义的旗袍，诞生于20世纪初叶，盛行于三四十年
代，是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行家把上个世纪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点，三十年代它到了顶峰状态，很快从发源地上海风靡至全国各地。当时上海是上流名媛的福地，她们热衷于游泳、打高尔夫、飞行术、骑马，奢华的社交生活和追赶时髦，注定了旗袍的流行。由于上海一直崇尚海派的西式生活方式，以致后来出现了“改良旗袍”，从遮掩身体的曲线到显现玲珑突兀的女性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旧有模式，成为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
经过多年的修正与改良，旗袍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用最中国的布料，丝绸、锦
缎，做成最中国的服装———旗袍，穿在发髻高挽身段窈窕的中国女子身上，那种东方的美、东方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旗袍在这里，已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服装而成为一种象征，为什么它会成为经典，答案也正在这里。
旗袍的美是一种典雅而高贵的美，这种由旗袍内涵所决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普及、大众化，
同时它对穿着者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身体的要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穿着者内涵及气质表现上，而且，旗袍的出现对背景、环境、气氛要求特别讲究，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菜贩身着旗袍脚趿拖鞋的模样，这是对美的糟塌，我们同样也不能接受一个身着旗袍的女人不停地挖鼻孔和吐口水。旗袍的美是一种距离的美，一种静止的典雅美。
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载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体现着美德，演化为天地间一道绚丽的彩虹。愿
旗袍连接起过去和未来，连接起生活与艺术，将美的憧憬、美的风韵洒满人 间。
旗袍是中华女性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说到传统，人们总要想到封建主义的保守、 封闭，还
有封建主义对妇女的各方面的禁锢。数千年来，中华女性的着装是严肃的。直到现在，严肃而正规的“职业女装”仍然占据着中国女性服装的主要地位。
凤冠霞帔，母仪天下，如果说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把妇女的最高期望值定到这里， 那么最
能说明一切奥妙的关键字眼就是“表 现”。把美好的体貌表现出来的唯一媒介是好的服装。“霓裳羽衣”也好，“凤冠霞帔”也罢，除了对那种繁华尊贵的追求之外，无论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丽、渴望风采浪漫。旗袍的出现或许就因为如此吧。
人类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女性的服装也随着历史不断改变。比起科技带给世界 的巨大变化
，人体却顽强地保持了原状，这虽然不能算是奇迹，却为服装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服装不能脱离人体
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样。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 腿以及手足，构成众多曲线巧妙结合
的完美整体。旗袍的审美，似乎可以从这里谈起 。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
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
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
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
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
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
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端口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
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陆’ 旗袍的历史发展过程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改基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丛租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渗歼兆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端口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参考资料： http://b-113373.hotnews.alibaba.com.cn/news/detail/v3000103-d5327468.html
‘柒’ 民国时期旗袍的改良与演变过程
旗袍真正的前身，我以为是从清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旗袍真正的流行是在30、40年代的上海，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端口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30年代后期的旗袍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径而走，全国效仿。
"旗袍"顾名思义是由清朝时期女性所穿着的服饰演变而来，19世纪中叶，许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因华洋杂居受西风影响更甚，旗袍便是当时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式服装裁剪方法不断改进而定型的。旗袍中所蕴含着中国文化、花鸟、图绘、手工刺绣，可谓是艺术的结合产物。
所以只要看到旗袍、听到旗袍，都会令人联想起高贵典雅、温柔婉约的中国女性特质。并且在世界服装时尚潮流不断的创新变换当中，旗袍依然有其独特的品味，尤其在近年来，旗袍服饰在时装世界的舞台上，也成为中国女性文化特质的代言
‘捌’ 民国女子服饰的演变，受哪些因素影响
（民国学生女子服）
‘玖’ 有谁知道旗袍的历史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那旗袍是如何而来的呢?旗袍的起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 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从顺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较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界，此时的清王朝正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中国学生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始。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30、40年代是旗袍的鼎盛期，这时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拾’ 如何看待影响中国服装变迁的8个主要因素
一、地理环境、气候风土因素
地理环境、气候风土，是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每一个民族的产生和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无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史前时期，人们的生产力低下，社会发展宴孝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国家，农业在发展进程中的盛衰繁荣，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服装作为民族文化中一个可视的、具轿灶有综合表现性的类型，同样也受到自然地理气候、地貌及其水文、森林、农田、湿地等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资源影响到了当地人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意识，并付诸服饰的制作与选择，形成独特的服饰文化。例如，传说远在黄帝时期，其妻嫘祖就开始驯养野蚕为家蚕，取蚕丝织成做衣冠的锦帛。在古老的耕织图上，人们详尽地记录了古代蚕农育蚕、养蚕、缫丝、织绸的整个过程。又如，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或肚兜上刺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连理枝、蝶恋花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中，来反映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
二、文化传播因素
文化传播是指思想观念、经济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又称文化扩散，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考古资料证明，一个文化的传播范围大小，与本群族实力大小和活动范围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入侵或融合，向邻近的地理单元扩展，从而影响邻近地区的文化。但是，文化传播与交流往往是双向的。例如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的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又如，唐朝时少数民族的“胡服”促进了汉民族服饰的进步，“胡床”改变了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俗，“胡乐”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历史证明，每一次外来文化的输入都为民族文化带来了新思想、新内涵，为民族服饰文化带来了新内容、新飞跃。
三、宗教因素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最初的服饰就与人类最早的宗教仪式有关。服饰作为文化的象征，它不仅在宗教仪式上不可或缺，在宗教情感上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服饰与宗教信仰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巫师。例如，萨满巫师在神事活动中，为了加强做法时的神秘感和威慑力，在祭祀活动中通常身上披挂一些与萨满教观念密切相关的衣裙、饰物等特殊的法衣，并使用法器、按照想象中神的意愿来主持祭祀活动。这是原始信仰的物化标志和感性象征，也最能集中、综合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拙朴的原始宗教精神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服装能折射出各民族深层的文化心里结构，同时反映出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形成的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精神。古代西亚等地区的宗教文化对服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地区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擅长骑射，崇拜多神。自古这个地区就存在着幽闭女性的宗教风习，女性出门要披面纱，身穿长衣裙，把自己全部遮盖起来，现在的伊斯兰教徒仍然保留这种传统。
四、战争因素
在服装发展历史上，战争对服饰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战国策晌帆稿·赵策二》有赵武灵王“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记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出现了在赵国最早的正规军装，后来逐渐演变改进为盔甲装备。“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通商口岸外商云集，西方的服装文化传入了中国。晚清末期，大批有志青年出国留学，受到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掀起了“剪辫易服”的风潮，纷纷剪去辫发，穿起西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后方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为了行动方便，出现了裙裤。裙裤是裙子和裤子的综合体，既保留了裤子的优点，便于行动，又具有裙子的飘逸浪漫和宽松舒适。
五、政治因素
政治法律环境对服饰的流行也是有影响的。在封建社会，政治权力凌驾在财产所有权之上，从消费领域直接干涉各阶层的服饰穿着，由权力的分配决定了服饰的分配。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对服装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普通百姓不可穿黄色服装，这是因为黄色象征权力，是皇室成员的专利。我国早在西周就已形成了完备的冠服制度，对不同身份等级的服饰规定严格，以后各朝各代都对衣冠服饰的等级差异做了明确规定。17世纪一些欧洲国家以拖裙的长短表示穿着者的等级，如王后的裙裾长15.5米，公主的长9.1米，王妃的长6.4米，公爵夫人的长3.6米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我国服饰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洁大方的改良旗袍等服饰在女性群体中迅速流行开来。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当代，服装的演变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变化和风尚变迁。
六、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是服饰繁荣与否的物质基础。在人类数千年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服饰的发展水平始终受到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限制。唐、宋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意识形态等领域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唐朝的城市发展已显雏形，宋代的城市发展则走向成熟。城市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城市的出现对服饰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中国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在衣料还是衣式上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七、社会生活方式因素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曾说过：“人从来就是与他附近的一切相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服饰需要取决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北极地区的土着民族——因纽特人的住房是石屋、木屋和雪屋。他们主要从事陆地或海上狩猎，辅以捕鱼和驯鹿，猎物成为主要生活来源，服装主要由毛皮制作。“蹀躞带”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在官服体系具有强烈的等级象征意味。我国北朝时期草原民族的合袴（即满裆裤）与小袄就是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创造的。
八、文化交流因素
服装是社会、文化、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易发达。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开放的，中西文化交流是频繁的。兄弟民族及外国使者云集长安，带来了大量的外域文化。对外来的衣冠服饰，唐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各种外来的服饰被尽情地“拿来、消化、吸收”，使这个时期的服饰大放异彩，并富有时代特色。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融汇中，本民族的服饰特点也逐步形成。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装文化，而服装文化的长足发展依赖于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交流促进了自身服装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发扬。中国的服装文化是在东西各民族交流中成长和成熟的，西方的服装历史也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完成的。在全球信息共融的今天，民族交流已经涵盖在“时尚流行”的大范围之中。将不同民族的服装文化融合于时尚潮流使得服装交流更具有现实意义，在未来的服装发展中也将呈现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