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上海的西服订制鱼龙混杂，求推荐个红帮裁缝手艺的百年老店!
工艺方面,高氏黑色汇西服秉承传统的古典手工工艺,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红帮裁缝制衣理念，并巧妙运用现代的先进的制衣设备，在服装定制界开创了新的高度。
‘贰’ 急求宁波红帮服装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资料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探访后人，宁波服装史的研究又有了最新发现，天津、江苏、山东、湖北等地那些被岁月湮没的红帮传奇，逐渐显露在家乡人的视野里。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宁波服装博物馆的有关人士在编写《宁波服装史》的过程中，先后到十余座城市的档案馆、市志办查阅资料，同时通过一些红帮裁缝的传人的述说，了解了很多被岁月烟云所笼罩的红帮传奇。
天津——“江夏里”被称作“裁缝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商端口。有关天津的红帮裁缝的线索最初是由北京着名的红帮裁缝楼景康提供的，在中间“穿针引线”的是宁波市政府驻天津办事处主任张福宏和着名甬籍作家冯骥才。宁波服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万丰还记得冯骥才对他说的话：“你们研究宁波服装史，是在挖一口文化的井。而这口井挖得越深，有价值的东西也越多。”
在天津的档案馆和市志办，陈万丰等人了解到，1942年的天津，登记在册的服装店共有150家，从业人员1085人，而宁波籍的有49家，从业人员380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据资料显示，1892年成立的法租界“王阿明西服店”是最早的，1920年，又增加了“复兴祥”、“张兴茂”、“马源昌”、“何庆昌”、“倪元记”等西服店。小白楼江夏里的何庆昌和法租界的王阿明老家都在宁波市鄞州区(原鄞县)，做西服、军服、制服的手艺都是一流的。何庆昌凭他一手精细的西服工艺，缝制的洋服合体、大方、潇洒，完全合乎英国绅士气派。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制服全部由他制作，生意十分兴隆。而居住在江夏里的宁波红帮裁缝很多，后来，天津人干脆称江夏里为“裁缝里”。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阿明八十多岁的孙子王庆和，他到天津有六十多年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做女装出名，并自己编了本服装裁剪的书。他还多次去文化馆等场所讲课，将红帮服装的裁剪技术传给天津的弟子。去年冬天，他在女儿的陪同下参观了宁波服装博物馆，称“一生中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红帮服装得到发扬光大”。他还向服装博物馆捐赠了他用过的剪刀、熨斗、尺等19件实物。
武汉——两家红帮服装店是特级商店
今年7月，陈万丰一行来到了着名的“火炉”武汉，因为不久前他们在《鄞县地方志》上发现在武汉也有宁波红帮裁缝的踪迹。
到达武汉的第二无早晨，他们在散步时发现一条叫“宁波星”的弄堂，走进去打听，才知道里面住着一百来户宁波人。在这些宁波人中，他们打听到一个在当地很有名的红帮裁缝王德卿，他哥哥开的服装店是武汉首家给外国人做女装的服装店。在他的陪同下，来自故乡的追寻者们又发现了好多有关红帮服装的线索。
据《夏口县志》1918年调查，“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因大多从师于江浙人。”又据了解，1948年，汉口市服装同业公会中，宁波籍会员达50家，其中资本达1000万元(法币)以上的23家，其中一家叫三友公司的资本达1亿元（法币）。在众多的红帮服装店中，以1980年命名的“祥康”、“怡和”、“首家”为武汉市的特级商店，后两家至今还在，它们和北京的“红都”服装店一起成为目前仅存的3家国家特级的红帮服装店
江苏——“李顺昌”老字号依然挺立
今年3月，编写《宁波服装史》的同志在翻阅《中国纺织史》时发现“李增记”是苏州的第一家西服店，他们又从有关材料中了解到该西服店不仅在姑苏城内久负盛名，而且在沪宁线上也是瞩目的典型红帮西服店。了解到这些信息后，陈万丰等人就赶赴苏州，在档案馆、苏州大学、市志办等地，他们查阅到的资料证实了以上的事实。苏州的红帮裁缝“李增记”还有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李顺昌”，是宁波人李来义创下的。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无锡段通车后，李顺昌和他的4个儿子在日渐繁盛的苏州大显身手，长子李春标去了南京，次子李增坤去扬州开“李顺昌”，三子李增咏接替苏州老店，四子李春荣在苏州城外开“李春记”西服店，由此在百里沪宁线上创出了品牌。
曾为国民党首府的南京，在二十世纪初，红帮裁缝就已经介入，最有名的就是“李顺昌”、“庆丰和”等。今年4月，陈万丰一行到达南京，在繁华的中山路上，他们看到“李顺昌洋服公司”的招牌还在市中心挺立，这家百年老字号现在成了江苏服装业的名店，而宁波的“雅戈尔”、“迷霞”、“罗蒙”等服装企业在创业之初都和“李顺昌”还有过合作，而“爱尔妮”等企业至今还和他们有合作关系。
据了解，1941年3月，南京建立了军西服业同业公会，公会核心人物有4位是宁波人。1943年，公会中宁波籍人员有51个，分别在闹市区的太平路、朱雀路、贡院街、夫子庙和中山路上营业。1945年又组建西服缝纫业职工工会，在第二届监事中7%是宁波裁缝。1948年南京甬商的调查中，有67家呢绒服装业，占全市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民国初年，“庆丰和”的史久华曾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军制作过军服。他的孙子史东海老先生两年前在参观服装博物馆时，说起祖父近百年前的往事，感叹不已。
山东——昔日的辉煌已湮没
去年，服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寻访红帮足迹的时候了解到，当年有很多红帮裁缝凭着在上海滩成名的有利时机，分期分批到了山东。几个月前，他们在天一阁内的方志馆翻了一个多星期的山东各地的方志，然后就北上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地考察。也许是时间太仓促了，探访了半个来月，却没找到目前还留在这些城市的宁波红帮裁缝的痕迹，但档案馆和方志馆倒都留有当年的记载。
在那些记载中，宁波人再次看到了宁波红帮服装对外的辐射和影响，看到了让家乡的后人为之骄傲的辉煌。
二十世纪初，在上海滩上名声大振的红帮裁缝先立足青岛，再分赴济南、烟台等地，开设商号，招收门徒，推行西装，在新的环境下，寻求时代的整合。1916年，镇海人沈月亭、傅鸿慈在济南市中心开设“信昌”、“华泰祥”西服店，继而，使不少缸帮裁缝在济南全线推进。据1942年12月统计，济南市呢绒洋服业有会员商店35家，宁波人开的有16家，占45%。1944年3月，该市的呢绒洋服同业公会12名职员中，宁波人有8名，分别担任常务董事、董事和理监事。1948年5月，青岛的宁波同乡会中，经营洋服的占18%。在烟台，也有不少红帮裁缝，“正昌号”的毛锦芳任洋服业分会会长。
宁波服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万丰告诉记者，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服装的百年历程，正是红帮裁缝学艺、成名、拓展、壮大的时候。在查阅中，他们还了解到厦门、九龙等地也有红帮裁缝创业痕迹，有机会他们将到这些地方去勘察、查访。此外，他们和横滨开港资料馆也取得了联系，准备到那里去详实地了解红帮的起源。
‘叁’ 红帮文化的红帮发展
19世纪末期，奉化民间中流传“三把刀”，即裁缝、厨工、理发。当时许多奉化人为谋生，纷纷离乡背井外出寻找活路。奉化剡江、金溪两岸的江口、王溆浦、前江、南渡一带以裁缝营生者最多。他们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用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烫斗及针线粉团打上包袱，历尽艰辛向外闯荡，大都流向沿海一带城市如宁波、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哈尔滨，有的还转向朝鲜、日本、香港及东南亚等地，为人裁布缝衣。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诸多大使馆、领事馆、租界、商端口、办事处、洋行等海外的机构或团体亦应时而生，自然牵涉到这些外国人的衣着问题。于是，一些外出谋生而头脑灵活的本帮裁缝，便不做原来的长袍、马褂、对襟衣了，开始做起西服来。且生意不错，渐渐发迹。当时凡替外国人（俗称红毛人）做西服的那些赶时髦的裁缝，便是红帮裁缝。
江口前江村的江良通、王溆浦村的王睿谟曾相继东渡扶桑，见习西装裁缝，掌握了制作西装技艺，1896年后，他们先后在上海开设了“和昌号”和“王兴昌”洋服店，这是奉化裁缝在中国最早开办的西服店，他们传子带徒，逐渐形成了松散的“红帮裁缝”团体。奉化裁缝的特色在制作质量上很讲究精工细作，又有一套裁剪、缝制、因人而异的过硬本领，很受时人赏识。1904年王睿谟化三天三夜时间用手工飞针走线为我国着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缝制一套西装，成为我国服装界的一个创举；1916年孙中山慕名来到王才运开办的“荣昌祥”西服店，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改制成直翻领，四贴袋，五粒扣的新式服装，王才运操刀裁剪制作，不上三天就完成，孙先生非常满意，被后人称为“中山装”，誉为“国服”。“红帮裁缝”因手艺精湛而走红，名噪天下，不仅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三个第一，还造就了一大批西服制作的优秀人才。“红帮裁缝”为了扩大门庭，不断从奉化乡里招去同族同乡以及周边乡村子弟收为徒弟，当时“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最盛时职工多达100余人。南京路共有八家西服店，其中七家为奉化人所开，在上海奉化籍西装店就有1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西服号，大都前店后作坊，工贸合一，主营西装，兼营衬衫、领带和各类鞋帽，形成服饰系列，这是“红帮裁缝”经营的特色。
王才运先生出身贫苦，素有反帝爱国之情。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领导“五卅”商界罢工。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荣昌祥”店面附近，王才运先生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学生的血腥屠杀，立誓抵制外货，拒绝与外国人经商。而当时制作西服的呢绒面料都是进口的，做西装大多又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王才运先生为实现不卖不买洋货的诺言，毅然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他的得意门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经营。并把多年苦心营织起来的资金，以分红形式，赐给追随他多年的门生。
他的门生得此厚资，纷纷自立门户，开设西服店。
先后离开“荣昌祥”开厂开店的奉化人有：
王才兴、王和兴兄弟于南京路807号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
王来富于南京路815号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
王辅庆于南京路791号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
王廉方于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
王士东、周永升于南京路775号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于广西北路346号开设洽昌祥西服号。
王继陶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9号开设汇丰西服号。
孙永良于贵州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
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店。
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店于重庆路。
王飏庆开设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于南京路、河南路东首。
周毓字开设华东皮鞋店于南京路777号。
于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几乎被王才运的亲族和门生所垄断。一时间，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业一条街。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红帮裁缝”已完全角成。
“荣昌祥”自王宏卿接手后，悉心改良经营管理，开拓了团体制作业务，如承接铁路员工号衣，航空军校制服，发展军服、雨衣等业务，并扩大呢绒批发，使“荣昌祥”更加兴旺发达，全盛时资产达50万元之巨，在众多师兄弟的竞争中仍为上海西服业之冠。
“红帮裁缝”在上海成名后，随着上海西服业的兴盛和店铺、技师的饱和，“红帮裁缝”便向外开拓生存空间，他们有的北上东三省，南下厦门港台，有的西进中原武汉；有的还跨出国门，远涉重洋，到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开创基业，施展才华，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重庆、青岛、大连、广州、厦门、海参威等地。目前，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尚存许多“荣昌祥”的第二代、第三代门生。比如香港陈才荣开设的“益昌公司”，王定海开设的呢绒服装公司等等，均颇有影响力。 从而把祖国的服装文化，深深地融注到西方世界。
“红帮裁缝”谋业各地都有不少建树，事业成功都不忘造福桑梓。他们爱国爱乡，急公好义，资助公益，兴办慈善，泽被故里。如王溆浦村王才运、前江村的江辅臣等。王才运在上海被称为“模范商人”，他是一位爱国的“红帮裁缝”代表。他在租界内最早发起成立商界联合会，并任第一届会长。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为维护租界内中国人合法地位与应有权利进行斗争，带头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是实业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他乐善好施，出巨资在家乡王溆浦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如出资修筑乡里最大的水利设施——外婆石契，疏浚溆浦河，建造“寿通桥”，助田100亩作为溆浦学校田，供贫寒子弟免费读书，还出资筹建了“奉化孤儿院”等等。江辅臣是江良通之子，在上海发达后，在家乡助田123亩，助银16000元建造了远近闻名的“锦沙学堂”；还建桥、修路，捐助平安会等，为四邻八姓传为佳话。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以一把剪刀，剪出了奉化人缤纷多彩的人生世界，开创了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先河，他们是中国服装界的骄傲。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为中国服装行业树立了丰碑。解放后第三、四代红帮传人承传了红帮精髓而胜于红帮。
第三代红帮传人余元芳是奉化白杜人，解放前从师于上海王才运门下，从小练就“红帮裁缝”工艺三大绝技“目测量衣”、“抽丝补调”、“特型矫正”。解放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后经陈毅市长推荐，国务院将余元芳和他的“波纬”调迁北京，改为“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共和国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许多外国来宾称赞他做的西服比英国牛津的还好。他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妻子，王子“目测量身”做的西装非常合身，亲王惊叹余元芳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服装大师”，还特地把一只镂花银盒子送给余元芳作为纪念，传为佳话。余元芳作为“红帮”在新中国的代表和领头雁，为祖国的服装文化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贡献。几十年当中，他带出了一批批技艺高超的徒弟，这些徒弟经过再传，把“红帮”技艺融会到中华服饰文化大海，使红帮服饰文化发扬光大。第三代的红帮传人又为中国服装行业树起了第二座丰碑。
榆林村人陈志康，继余元芳之后，续任北京红都服装店经理。他领导“红都”师傅专为中央首长、外国要人和驻外使节定制西服。他本人手艺高超，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国家警卫局要“红都”赶制一套为主席最后穿着的中山装。他立即率服装师研究，由于已不能量体制衣，所以只好找来旧衣参考，并用目测法制成。如今，毛主席躺在纪念堂里穿着的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就是陈志康等人的杰作。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后，他的衣服基本上由陈志康一人包揽。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家，也曾找陈志康制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莫尼克皇后生日，西克努克特地打电话请陈志康参加生日宴会。
精湛的传统工艺，使“红帮”日益焕发光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红帮”的故乡，勃发了服装工业的青春。凭着历史的渊源和奉化裁缝的技术优势，奉化市相继办起了西装、时装、羊毛衫、针织、衬衫、羊绒服装、裘皮服装等诸多颇具规模企业，至今全市有服装企业200多家，从事服装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装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的红帮传人不仅仅守成，而且大胆创新，把红帮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使“红帮”的故乡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991年罗蒙西服以“用料讲究、款式潇洒、线条明朗、造型优美、风格独特、漏验率为零”称雄西服业。法国前总统看到中国官员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所穿服装款式新颖，色泽宜人，从质地到工艺都是世界一流，误以为这些服装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当得知这些服装均是奉化服装厂生产的，密特朗总统顿时赞不绝口，连称“这是真正东方艺术，真正东方艺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奉化的服装企业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档次迈进，特别在近几年来，罗蒙、爱伊美等服装企业相继引进了世界一流先进设备和成套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并革新工艺，2000年罗蒙成功研制了“绿色环保型无粘合衬西服”被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推荐为“高质量科技产品”，并被列为“欧盟市场销售目录”，打开了通向欧盟市场的大门。目前一个更高层次的集团型、系列化、多元化、信息化、名牌化、个性化、国际化格局正在奉化形成。奉化服装在全国服装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她已拥有超一流的大型集团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拥有“中国名牌”称号企业，其中罗蒙集团是“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中国最高利税企业”“中国最大出口创汇企业”。罗蒙品牌全国市场综合占有率雄踞中国服装业名牌企业的第二位。而且罗蒙以自己的品牌进入了欧洲和美国市场，开创了以民族品牌融入世界名牌服装之林的先河，这又是奉化人的骄傲。
红帮文化已不再仅仅是红帮人的文化，而成为奉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在不断的延伸。其中第四、五代红帮传人的代表盛军海、盛静生、傅志存等的成功业绩就是最好的诠释。红帮文化已成为中国民间服装艺术的一种象征，它是“真正的东方艺术”，它又在不断的升华。
红帮作为一个服装流派，是一种产业型集团，她长期以师徒传授关系，确实推进了民族服装事业的发展，但她又以新的传承形式扩大生存空间，代代相传延绵永恒。红帮以她精湛传统技艺，立足生存求得发展，以敢于争先的创新精神创造明天的领先。红帮以她丰富的民族内涵的浓浓情商，情系天下，服务大众，回报社会，对人类文明不断再创造。
文化的盛兴，被称之为繁荣，世代的铭记被称之为永恒。盛兴百年的红帮服饰文化，她将使奉化的服装业乃至中国的服装业恒而久之。
‘肆’ 红帮裁缝是个公司吗它有标志吗
不是，他是指（祖籍宁波）的一批到上海制作西服（高级定制）裁缝。因为帮洋人做衣服，洋人多为红发，简称红帮裁缝。又因为工艺精湛以此扬名。当时制作长袍马褂的成为本帮裁缝。
‘伍’ 红帮裁缝的独特之处
红帮裁缝在1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西服制作的“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成为中国缝制西服的经典。
1.“四个功”
即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缝纫机操作或用缝纫机操作达不到高质量要求的部位，运用手上工夫进行针缝，主要有扳、串、甩、锁、钉、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搀等14种工艺手法。“车功”指操作缝纫机水平，要达到直、圆、不裂、不趋、不拱。“烫功”指在服装不同部位，运用推、归、拨、压、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烫，使服装更适合体型，整齐、美观。
2.“九个势”
是指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等。
3.十六字标准
即“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衬平坦、不倾斜、门襟、背衩不搅不豁，无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体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线与人体凹凸线相一致，俗称“服帖”。“顺”指成衣缝子，各部位的线条均与人的体型线条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种直线应挺直，无弯曲。“圆”指成衣的各部位连接线条都构成为平滑圆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后，各部位的横线条（如胸围线，腰围线）均与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满”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丰满。“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头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给人以飘逸、舒适的感觉。“松”是指成衣不拉紧、不呆板、能给人一种活泼感。“匀”是指成衣面、里、衬要统一均匀。“软”是指成衣的衬头挺而不硬，有柔软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线条和曲线灵活、活络，不给人呆滞的感觉。“轻”指成衣的穿着感到轻松。“窝”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领头、袋盖、背衩，都要有窝势。“戤”是指成衣宽舒度，伸手时不扳紧，手放直时戤龙不绉。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联系，统一在一件服装上，就能显示出红帮特色工艺的特点。在女式服装上还体现镶色、嵌条、滚边、切图、绣花等工艺特点，使女子服饰造型上更优美，有时代特色。 发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服装史：在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红帮。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赵武灵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时期的3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的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由上而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当时服饰的流行时尚并不是源于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个性的展示，也不是群体认同的载体显现。《韩非子·外储说》曾描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齐桓公说：他讨厌紫色。于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这虽然是带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剧，但却是击中封建时代服装变幻的要害的。
而红帮开创的近现代服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次重要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从一开始起，就是由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划的，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推广和完善，不管是男装、女装，其代表作中山装、西装、旗袍，穿着者都是没有阶级、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红帮也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和一个长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条开放型的发展道路。 取众之所长是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洋为中用，古为今中，推陈出新，成为红帮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手段。
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比如中山装。这是红帮等裁缝群体采取的方法。
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后经定型、规范，遂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品种，进而作为国际通用服装向全世界传播。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中，西装传入我国。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进入中国，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进西服，使西服中国化，正是红帮顺乎历史潮流，开拓的洋为中用的一条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启发而创制的。红帮把它引进中国之后，使之彻底中国化了，使红帮再创作的成果，达到了洋为中用的极高境界。中山装几经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国的“国服”了。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审美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从而使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多元发展、大胆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
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作。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集体智慧、胆识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挡胡天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长而宽大，是直筒式的，又称“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汉口、厦门、香港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和服装企业，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着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时，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
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旗袍则是“东服西渐”的代表作。这两种中华民族的现代服装已成为中外服饰文化双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经典之作。正是它们促使互动式的中外服装文化交流驶进了快车道。 红帮的历史贡献还不仅仅于此，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注入到服装中去。 一件衣服上要有几只口袋、袋盖的形状、纽扣的多少、领口的设计，都有独特的文化内蕴。即使是今天，红帮前人对服饰文化的精彩诠释，仍让后人们惊叹不已，受用不尽。正是有了一整套基于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又合乎中国实情的制作体系和理论体系，红帮在发展了二三十年后，已不再是个只会实干、只求实功实利的民间自发的初级流派，而是一个有理论支持、名师辈出、名店林立、着名产品不断涌现，具有良好的培训机制，在全国服装行业中独领风骚，引导中国服装艺术新潮、主潮的主导性流派。1956年，“波纬”、“雷蒙”等20多家着名的服装店从上海迁往北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红帮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他们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服装界的最高水平。
‘陆’ 诚心想学手工西服，男装女装都想学（上海的）。
在上海，去东华大学看看吧，那里有类似的培训什么的，只要你诚心想学，肯定能学好
‘柒’ 红帮文化的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源自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清末民初，帝国列强大举入侵，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眩目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中式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裁缝的发祥地在奉化江两岸，孕育于上海，发迹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汉口和青岛、济南、南京、苏州、重庆等20余个城市。据《奉化县志》、《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市大观》等文献所载，1896年，曾到日本学过艺的江良通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同样在日本学过艺的王睿谟于1891回国返乡，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这些因素催生了红帮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过中国式西服；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红帮名师为陈毅市长等上海市领导做过西服、中山服；1956年迁京的北京红帮服装店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做过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个多世纪来，红帮裁缝技艺共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当时宁波裁缝合计250余人；二、20世纪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纪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时，红帮裁缝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及山东、东三省、南京、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万余人，他们依赖自身的手艺，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了西服工艺的九个势（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十六个字的规格标准（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同时，红帮裁缝还创立了中国服装业的五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着；四、20世纪80年代末为奉献期，在宁波、深圳、温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红帮老人，大多数谢世，健在的约有100多人，都已进入耄耋高龄。
据红帮老人介绍，奉化境内较为明显的红帮裁缝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一脉，另一支是以江良通为代表的江口镇前江村江氏一脉，再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镇顾家畈村顾氏一脉红帮裁缝历经风雨洗礼，终以精美绝伦的制作技艺，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已成为宁波创建中国服装之都的历史底蕴，正有力地推动着欣欣向荣的当代服装业。
1997年8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为“中国服装之乡”；2005年“红帮裁缝”成功申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捌’ 上海裳 唐瑛
六十年前的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她就是唐瑛。当时，在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她与陆小曼被并称为“南唐北陆”。
唐瑛之所以能成为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出了美丽的容貌外，还与她自小严格的家教分不开。唐瑛除修养极佳外，她穿衣考究而前卫，一直都是引领上海滩时尚风潮的风向标。ChannelNo5香水、Ferregamo高跟鞋、CD口红、Celine服饰、channel香水袋、LV手袋……凡是当时法国贵妇人所有的，她也都具备。
据当时的传闻买描述，唐瑛有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的大衣橱。唐家养了一个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因此唐瑛的穿着在当时总是代表着上海滩最顶尖的时髦的女郎。
1927年，对时尚颇有心得的唐瑛与陆小曼等人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位于上海的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它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
云裳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就是唐瑛和陆小曼。公司的开幕典礼上明星云集，吸引了上海媒体的眼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此外，开业时，唐瑛和陆小曼还亲自在店内为顾客试穿新衣，相当于巴黎高级时装店的专业模特，如此服务，当然颇具吸引力。
1937年唐瑛离异，将服装交由云裳的红帮裁缝，成立了现在的上海裳。1937年的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上海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上海裳一时之间成为了爱美时尚女子的首选。
解放初期，红帮裁缝带着上海裳离开了上海，分散至各个国家，唐人街，裁缝店华人所在的地方都可以看见上海裳红帮裁缝的身影。
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海凌龙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苓女士赴美，在美国唐人街的上海裳定制服装，并对上海裳服装的品质和风格大加赞赏，了解到这个从上海出去的中国品牌目前在上海本土却并无发展，于是有了从新创立上海裳的想法。
2008年，在王文苓女士的促成下，上海裳红帮裁缝从聚上海滩，上海裳品牌在中国重新申领注册成功，并提交了上海市着名名牌的申请。
精致技艺和国际风尚的结合，上海裳必将再次引领女性服装新时尚。
‘玖’ 民国时期，名媛们地奢侈品都是从哪里买来
不像现在，在民国时期的名媛才是正儿八经，那时的名媛一般都是拥有显赫的家世，不是名流就是高官，或者实业家，或者书香门第，再瞅瞅现在都是些什么人？
这是主要来源，还有一个便是熟人带，现在不也流行“代购”吗？去趟国外，或者香港，朋友们不也是要求代购吗？那时也不例外。
这些东西都是浮云，等这些名媛没有时，她们依旧热爱着生活，逆境仍旧好好地生活着。岁月不息，她们依旧持续优雅着！
‘拾’ 有关宁波帮的小故事
虞洽卿、盛丕华、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童善长童涵春堂国药号 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史致富的“万国药房”、吴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着名华侨。吴锦堂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于慈溪北乡海滨小村东山头（今慈溪市观海卫镇锦堂村）。据吴氏族人介绍，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带战乱频繁，长江中游一带居民纷纷南迁，东山头吴氏明初从江西迁来杭州湾南岸，开恳新涨涂地为生。传到吴锦堂的父亲吴麟初时，已是第12代。外地迁来海滨涂地的居民大都十分贫困，到吴锦堂祖父那一代，家境有所好转，试图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摆脱世代务农的现实。其父吴麟初，生育五子三女，吴锦堂是他的长子。吴家祖居坐落于东山头西房村，因吴麟初排行第二，故称“昂二房”，吴锦堂就出生在一楼靠西边的正房里。到其父吴麟初时，连年遭遇天灾人祸，家境越来越差。吴锦堂不得不辍学务农，帮父亲处理家事，成了主要帮手。不过，他父亲并未放弃对他的文化教育，安排他在耕稼之余跟从当私塾先生的伯父课读。吴锦堂16岁那年，母亲病故，父亲又娶唐氏。他待继母如同生母，村民们都说吴家老大将来定有出息。1880年，吴锦堂在宁波做磨豆腐的小工。在当年，“打铁、撑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营生行业，地位十分卑下。但对于年轻的吴锦堂来说，两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尽艰难人生的磨练，为日后在上海滩打拼乃至闯东瀛，奠定了思想、心理、体能上的准备。立足上海滩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邻居见吴锦堂能吃苦，又有文化，心气也高，介绍他到上海红庙前的萃丰油烛店当帮佣。吴锦堂兴冲冲地从宁波回到老家东山头与家人告别。时年28岁的吴锦堂，就这样带着父辈的期望，来到他一直向往的上海，一年后成了正式店员。吴锦堂在上海工作3年，习算学文，揣摩商贾经营之道，勤奋精明，深得店主的赏识，曾被派到苏州等地代庖业务。油烛虽是小商品，但购买者各色人等都有，吴锦堂借此认识了不少人，对他了解社会各界、积累经验都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在苏州分店的经历，更使他有独当一面开展商务活动的锻炼机会，显露出从事贸易活动的惊人才能。沪上赴东洋1885年，即中法战争的第二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深有感触，意识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东渡日本长崎。到达长崎后，吴锦堂经缜密计划，与人合伙从事物资运销，业务活动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区采购物资并运送至长崎，又代进口商将进口货物运送至阪神地区交给座商。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吴锦堂在短短的一年间，将资金扩大了5倍。就这样，吴锦堂靠着“单帮”式的经营，积累了资本，还通过购销环节建立了业务网络，为日后事业的辉煌打下了基础。1887年，吴锦堂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他终于有了自己开设的第一家商行。商界树巨人这以后，他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延伸：由收购向制造业延伸，如“义生荣号”曾涉足火柴生意；由为出口商购运向自营出口延伸，如将火柴、阳伞运销中国；由代进口商运销，转向自己设行销售。在经营中，吴锦堂那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和极富开拓性、前瞻性的经营作风逐渐成形，引起商界同仁的注意，称赞：“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一位商界巨人的稚形初步显现。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着名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开始定居神户。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奋力开拓，业务不断扩大，涉足广泛的实业领域，成了大阪、神户地区着名的产业资本家。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吴锦堂和神户纺织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同时，他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军人物。1894年，吴锦堂被任命为“神户旅驻大清商人公举商董”，是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三江公所的总代。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里，具名江义所写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这正是对吴锦堂那个时期经营活动的最好概括。仁义奉公益，情怀系故乡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关爱旅日侨胞。他是一位深谙经营之道的企业家，也继承和发扬了宁波帮商人相互提携、协作共荣的传统，在创建和发展华商组织、资助华侨公益事业、维护华侨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万国医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巨额捐赠。直至今天，在日本兵库县还有以吴锦堂命名的村庄和水池，还建立了吴锦堂显彰碑。吴锦堂泽被乡亲，情系故乡。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吴锦堂常常为之辗转反侧，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组织赈济。一开始捐给政府，后来他自己组织赈济机构，设法购米施赈或组织以工代赈，赈济范围北至东北，南至闽广，甘霖所至救助了无数的灾民，人们誉其为“万家生佛”。不仅如此，他在国内的投资范围涉及采矿、冶炼、纺织、铁路建设、金融、农田水利和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闯荡世界、造福桑梓”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吴锦堂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的同时，开始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投资数额庞大。1905年动工修建的杜白两湖水利工程，规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项目构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借以截姚北平原东注的洪水；加固两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设减水坝，用于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设大小桥闸，以完善排灌系统。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费七万余金钱”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必要途径，投在创办“锦堂学校”上的资金，累计达22万银元。因此，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办学三贤”。关心革命事，正义志不移吴锦堂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他在积极创业的同时，也热心支持革命活动。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的维新思想就在日本神户华侨界引起反响。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在神户登岸，吴锦堂隆重接待他，并与梁启超摄影留念。自1899年起，吴锦堂就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过神户，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革命党神户支部领导骨干的王敬祥、吴锦堂和杨寿彭等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锦堂等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华侨统一联合会，在之后的4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更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分别捐献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65万元和1.64万元，并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墅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思……病逝于异域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辞，享年72岁。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家人把他的遗体运归祖国，葬在家乡，还嘱咐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1929年，他的灵柩由吴家自备海船经上海运抵慈北。归葬到家乡吴公墓庄位于慈溪市鸣鹤镇，此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览胜地，又是慈北蓄水宝库。墓园石栏围绕，松柏葱翠，宏伟肃穆，系吴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绪年间状元张謇提写。碑旁一副醒目的对联，为吴锦堂生前自拟，上联为“为爱湖山堪埋骨”，下联“不论风水只凭心”，寄托了他对祖国乡土的深情眷恋。墓碑的上方镶嵌着章太炎先生撰写的墓表，篆体直书，约700余字，记载着吴锦堂的生平事迹。当时，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达数千人，慈北广大群众也自发前来致哀，人数多达万余。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从慈济祠到锦堂墓地，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家乡人民敬献的挽联上，写道“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卓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