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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革命党官员戴手套

发布时间: 2022-05-02 16:06:49

1. 徐锡麟既然是革命党,为何还要留辫子

当时革命党还没有取得政权,革命党人还需要有正常的形象掩护自己的行动,所以,在个人形象上还需要保留辫子,以便于自己从事革命活动。

2. 怎么阿Q正传里革命后新的官员仍然是原来的清朝官员 并且大家都把辫子盘头上 只有几个坏的革命党在剪辫子

封建官僚旧势力投机革命,致使革命队伍里鱼龙混杂。他们盘起辫子表明他们怀有两种心态:害怕革命党暴力除旧而不得不暂时妥协;忠心于清王朝,期望封建势力卷土重来。所以说辛亥革命具有妥协性,这很令人遗憾。

3. 为什么要黎元洪担任总督他不是反对和害怕革命吗

网上找了两篇资料,希望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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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武昌起义中的难解之谜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要想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一、出身贫寒,凭真才实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首领

黎元洪,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黎朝相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军后,祖父黎国荣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无着,一起讨过饭。饥饿难捱时到别人菜地里偷萝卜,聪明的他拔出萝卜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14岁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20岁时他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被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赏识。入学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又刚刚结婚,生活非常困顿。每次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为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毕业后,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所在的“广甲”号战舰也投入战斗,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在逃跑途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顺,又到天津候职,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他到南京,投奔到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 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部覆没,马关签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和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张之洞初见黎元洪,就称赞他举止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详,是数年未得一遇的干练之才,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又任命他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他为张之洞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任马队营管带,又人护军前锋四营督带,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督司,复晋为副将。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 1898、1899、1901年,黎元洪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编为两镇,总兵张彪任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彪是张之洞最亲信之人,妻子原是张之洞心爱的婢女,因此被称为“丫姑爷”。但张彪粗鄙无能,胸无点墨,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无疑是黎元洪。 平日治军,黎元洪一反清末军官苟且敷衍、松弛腐败的积习,勤勉有方。他从不克扣粮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还专门设立被服厂制发军服,因此所辖部属穿戴整齐,与其他队伍服装破烂的状况恰成反照。别的军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却长住在军营中,甚至过年也不回家,让子女到营中拜年。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他从不虐待士兵,士兵有过失都交执法官审讯定罪,由此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 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涧、河南彰德、江苏太湖举行了三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当时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北洋军组成,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张怀芝、曹琨指挥;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在这几次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调度有方,特别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挥南军在三大战役中均击败北军,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可以说,从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实际上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

二、思想开通,存心排满,多次保护革命党人

黎元洪虽是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与军事,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较为开通。他喜欢吸收有文化的特别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并积极选送人才出洋肄习。清末湖北留学人员为全国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张之洞积极建议的结果。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在湖北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黎元洪的开明政策不无关系。 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从不严刑滥杀,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护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903年,着名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黎元洪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因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楚报》主编、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最后仅将张轻判一年徒刑。不久陈夔龙调任,黎元洪又将其保出。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文书兼庶务李抱良、标营代表廖湘云、祝利六等六人都是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做这些事并非是倾向革命,而是担心大兴党狱反酿巨变,一旦震动朝廷,自己落下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但也说明他与满清朝廷离心离德,有一定的排满思想。湖北新军中当时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黎元洪并不责怪,表示剪与不剪悉听尊便,早被革命党人看作可以争取的对象。他没有兴大狱、广株连,客观上保护了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力量。 1911年4月,武昌洪山宝通寺内,湖北的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召开筹备武昌起义的秘密会议,当时就提议起义成功后由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以他的名义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壮我革命军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为革命同志,原有关系,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动议,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并非起义成功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筹划已久的既定决策。

三、恐惧观望之中,被逼成为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前夕的湖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湖广总督瑞澄连续召开会议,与张彪、黎元洪等人商讨防务,缉捕革命党人。当时瑞澄提出楚望台军械库最为重要,而守卫该处的工程第八营内革命党人众多,提议用满族旗籍士兵换防。黎元洪据理力争,称革命党人如果真的人数众多,少数旗籍士兵也无济于事,因此挑起满汉矛盾,反而落下革命煽惑的口实,得不偿失,最后瑞澄只得作罢。楚望台一旦换防,起义成功的胜算就要大打折扣,黎元洪客观上又给革命党人帮了一个大忙。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俄租界赶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当局闻声赶来搜捕,将捕获的炸弹、旗帜、告示、印信、名册等一并交给瑞澄,瑞澄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捕后牺牲,革命党人决定于10月10日晚起义,黎元洪统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晚8时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接着向总督衙门发起猛攻。 起义当时黎元洪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大营中,他带领全部将官集合于会议厅内,下令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并发出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的命令,按兵不动。晚11时半,工程八营的党人士兵周荣棠翻墙闯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大家去攻打督署。黎元洪气急败坏,将周荣棠杀害。这是情势所逼下杀一儆百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功绩,同样也不应该以这一项罪过,就全盘否定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作用。试想他当时如果不是按兵不动,那将有多少革命党人会流血牺牲。 午夜时分,革命党人设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开始向四十一标营地轰击,黎元洪自知大势不可挽回,命令将官带兵出营,各找生路。军官们如遇大赦,登时四散,许多党人士兵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黎元洪也在部属簇拥下离开营房,躲避在参谋刘文吉家。 10月11日晨,武昌起义宣告胜利,党人士兵马荣奉临时起义总指挥部命令,带兵闯入刘文吉家,请黎元洪出去“主持革命大计”。后来盛传黎元洪曾躲到床下隐藏,其实并无此事。“床下说”是1912年春《震旦日报》在攻击黎元洪的一篇社评中首先提及,以讹传讹,于史无据。黎元洪只是表示拒绝出山,但被革命党人不由分说簇拥到楚望台起义临时总指挥部。 革命党人同时还争取了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长。黎元洪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连声推辞,执意不从。革命党人要他在安民文告上签字,他连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只好由革命党人李诩东代签。 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头攒动,“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民心,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文献记载: “……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看过布告,原来隐匿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出来,表示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风闻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地方大吏、高级将领附和革命,也与黎元洪作了一个“榜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四、从一言不发到慷慨激昂,黎元洪只用了三天时间

刚当上都督的黎元洪,终日正襟危坐,不言不语,形同偶像,但他的内心却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他并非不知道清朝的腐败,也有排满思想,但对革命知之甚少,总觉得革命党人力量太小,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难以应付清军的反扑。 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13日清晨,民军向瑞澄统率的清舰炮击,双方炮战达两小时之久,将清舰击退,打出了民军的威风和名声。黎元洪不得不对民军的实力刮目相看,对清政府的信心严重动摇。与其既当革命党人的高级囚徒,又被清廷看作“附逆”,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当天下午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了辫子,还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从演说中可以看出黎元洪态度的完全转变,俨然以革命党人的首领自居,同时也可以看出湖北军界对全国军事形势的影响,更见得革命党人逼他出任都督不是情与理的选择,而是势与利的选择。 军事会议后,黎元洪和汤化龙一起接见了美国驻汉口领事,对美国领事说,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国。17日,黎元洪接见英国驻汉口领事福特,又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埃温德·丹格尔,指出满族统治者从未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有镇压屠杀,因而激发了革命,并承诺共和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 17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设坛、祭天、誓师活动,设黄帝轩辕氏牌位,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戎装佩剑,宣读《祭告天地文》、《祭告黄帝文》,然后慷慨激昂地宣读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五、策反清朝海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10月17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号舰抵达武汉江面。萨镇冰是黎元洪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因此黎元洪写信劝其加入革命。信中说: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河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萨镇冰见信后表示:“真不忍见同胞骨肉相残。”此后的战事中萨镇冰与民军有了某种默契,海军发炮多远射荒郊或射向水面,减轻了民军的压力。黎元洪还给清海军各舰舰长写了内容相似的信,由于他是海军出身,因而同学众多,影响颇大。11月2日,海筹、海容、海琛在九江反正,其余舰只也于数日后由汤茗芗率领响应革命。黎元洪一面致电九江军政分府予以优待,一面派人前去慰问,并请海军协助民军。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连派重军镇压,北洋军主力在10月底到达孝感、滠口一线,汉口鏖战正急,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到达前线。黄兴以军事才能着称,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黎元洪派人赶制一面丈二大旗,上书斗大“黄”字,鼓舞士气。 11月3日,阅马场又搭高台,台正中高悬“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黎元洪登台拜将,将印信、聘状、令箭等物亲手交给黄兴。黄兴发表演说,表示要“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并下台检阅部队,然后渡江赴汉阳,设立战时指挥部。 当时北洋军在汉口、汉阳的总兵力已达三万,民军不过数千,敌众我寡,到11月27日,汉阳全部沦陷,黄兴回到武昌。后人论及汉阳保卫战的失败,不少说是由于黎元洪的掣肘,黄兴无法全权指挥,当机立断。其实黎元洪基本上支持了黄兴的指挥部署,告诫军民将领要听从黄兴的命令,在战事中也能与黄兴配合。 例如11月21日,清军向汉阳进犯,黎元洪命令武昌民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进击刘家庙,包抄清军的后路。11月25日,援鄂湘军王隆中、甘兴典部擅自退出战场,黎元洪接到黄兴的通知后,马上派人携带犒赏物品及现银到王隆中部,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后又亲自前往规劝敦促,但王隆中依然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愤慨,当即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将王、甘二人明正典刑。 汉阳失守,黄兴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劝慰,请黄兴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险。部分党人对黄兴不满,要求追究责任,黎元洪劝解说:“你们要责备黄先生,首先要责备我,因为黄先生的总司令是我任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对黄先生有不理智行为,会使敌人认为革命党内部起了分化,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使独立各省灰心。”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六、停战议和,反劝袁世凯倒戈相向

汉阳虽然失守,但全国的革命形势却发展迅猛,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11个,清朝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无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答应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张。袁世凯带着这些带着这些讯息,在10月底11月初,派人与黎元洪讲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断拒绝。 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凯的议和试探包藏祸心,“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和认贼作父的张帮昌的故伎,并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心,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之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黎元洪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坚决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这是他排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后人论史,常把黎元洪看作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这其实又是宗冤案。早在北洋军进逼武汉的时候,《大汉报》主编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要求袁世凯顺应时势人心,回师北向,“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黄兴到武昌后也致信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无人能先知先觉,预知袁世凯后来会成为窃国大盗,依当时情势,劝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 袁世凯知道唯有革命党人存在,清廷才会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价,因此并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精心策划,派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同时为了增加以后议和时的筹码,命令北洋军对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势一度很危急,军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战后议和”的方案。 12月9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静寂下来。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1月3日,黎元洪被选举为副总统。到2月上旬,南北议和达成最后妥协,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土崩瓦解,黎元洪也完成了他由清军将领到民国元勋的重大转变。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然是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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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皮明庥:

史坛上对黎元洪之文着时有所见,但较之黎元洪的复杂曲折阅历和独特的时代特色、人物性格,研讨似有不足。湖北黄陂裴高才先生夙好文史,究心于乡邦人物,推出《首义都督黎元洪》一书,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对黎元洪进行颇为全面的解读,是一部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对深化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之研究均有裨益。
裴先生立足于对黎氏独特的身世与行状的把握,并将之与时代政坛闻人作比较研究,立论云:“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势以及民初政坛诡谲多变的时势,将黎元洪推上历史舞台,成为首义都督、民国总统。此一结局,决非黎氏本人事先之人生设计。黎元洪就是这样在不可意料、缺乏思想准备的境遇中,走上政坛顶峰的。
高才先生这部作品的另一成就是,对黎氏行状中之诸多谜团进行了解读。关于黎氏的一生,尤其是其籍贯身世,历来聚讼纷纭,各言其是。作者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索,认定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最为可靠。应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流行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应模式,品骘人物时“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是革命,便是反动”。此种非此即彼之“一刀劈”史论,是难以真实界定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物的。我们要为历史留真,必须走出概念化、绝对化,如实叙介人物,不必拘泥于誉之或诋之的两极中。这也许就是此书的看点之一。
纵观黎元洪之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于国有功者,也有功大于过者,亦也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要进行细心的理性评介,而不能以论辩取代事实。窃以为,黎元洪出山为首义都督是黎氏一生中关键之史事。论者常出其首义前还杀过革命党人,但此事系传闻,无确证。历来文坛上常将黎讥为“床下都督”,更缺乏佐证。事实上,在1911年10月10日晚首义枪声大作时,身为新军协统之黎元洪并没有奔赴军营,指挥部下反抗革命军,而是避处于黄土坡僚属家中静以待之。相反,湖北新军另一统军人物张彪却在第八镇司令部组织士兵进行顽抗。此时此刻确乎为关键时刻,黎元洪与张彪的态度迥然有别。当时,作为湖北新军第二号人物的黎元洪居然在起义大火燃起时,对清军安危不挺身而出,而作壁上观。可见其不想与革命军为敌。黎的这种态度,才有可能被起义军请到谘议局大楼开会,并被拥立为湖北都督。以前的史论中,对这一关键史实缺乏认知,这是不能不顺便提到的。
作为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可圈可点的史实很多。当时他受制于北洋军阀,也曾想有所作为,乃至一度谋南下,与孙中山的护法相呼应或参与,但毕竟由于势单力薄,也不具有孙中山再造共和的意志,因而,黎氏不能与进步潮流同行。但黎氏居京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姿态是,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黎氏坚决予以拒绝、反对。这是黎氏的大节大德。从黎氏附和参与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两件决定性的大事而言,黎氏在近代政坛上还是显示出了独特的灵光的。作为一位军界闻人、政坛巨子,而且在大事上并不糊涂的黎元洪,在史册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参考资料:参见裴高才着《首义都督黎元洪》序二:《究心乡邦人物,解读黎氏行状》

4. 如何看待革命党悖论

目前最后一场称为政治革命的就是革文,有必要说一下,毛1973年8月指定印发,让全国尤其是老干部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来理解革文,来理解为什么有革文化的命,毛的文化革命主张最早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革文化的命实际上就是进行文化建设,他是在不断做的,至于后来那么激烈的搞,可能认为自己时间不多了,在给青的一封信中如提到他给鲁迅有同感,从鲁迅的作品中理革文,文化战斗,打到老干部为什么多,林事件后他也认识到对邓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武斗,要三七开,革文本身就是革思想,脑子里的不好东西,他认为谁反对革文,谁就是思想中有那些东西,这相当老同志在一段时间是不理解这的,感觉跟不上,他似乎又不说,点明,76年毛对革文做了总结,还多次说一生就干两件事,打败日本打败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另一件就是发动革文化,两件事都没完,都要交给后人,1958年3月8日至26日成都会议,毛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共编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附录〕: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让与会者阅读学习,有资料显示1958年至1963年的五年之中毛曾至少四次阅读《革命军》,毛在《革命军》一书邹容肖像旁题诗由章太炎诗修改而来: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干坤只两头。毛指定印发文章都是想通过让人阅读来理解自己的主张当时该怎么走,统一思想,如领略革命军的豪情,为建设世界而努力,激情斗志,毛青年都是看这些书长大的,对他影响大。革命这两个词是出自邹容的革命军,由革命军这片文章开始广泛传播开心,章太炎在革命军序即为革命军作序中提出,邹容为什么不用光复而用革命,推翻异族统治应该叫光复,猜想邹容可能还想在政治文化方面有所建设,所以用革命,章太炎在这件事上有些不知发展,革命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发展的,革异族的命,革命这个词简单直接明确,容易理解,革什么的命,直接,比起义等,一定时候有些暴力粗暴,革命有建设有破坏,有破坏才能进行真正建设,里面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后来革命有些被随便用,只有为人民为正义的才能真正体现出革命这两个字,才能最终成功,为自己的利和名的即使妄称革命自诩革命也会最终失败。

5. 守旧派晚清官僚陈兆棠死前的遗言是怎样的

陈兆棠的一生,是守旧派晚清官僚的缩影。被委任为潮州地方官后,陈兆棠走马上任。

当时,正值革命事业如火如荼的起步,作为一名自幼被灌输了忠君爱国思想的守旧派官僚,陈兆棠势必会将压制革命党发展作为己任,竭尽所能维护封建利益。随着革命势力扩大,陈兆棠所在的潮州地区形势复杂,作为地方官的他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毫无疑问,像陈兆棠这样只知忠君的愚昧官员不在少数,陈兆棠只是其中的典型罢了。这些官员就像是满清最后的替死鬼一样,随着王朝之覆灭葬送了性命,成了旧社会的殉葬者。其实,他们的结局完全可以以一句作茧自缚概而论之。

6. 8.为什么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同盟会本身就不是什么政党,只能说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最初雏形而已。

一、同盟会的建立
1.条件
(1)可能性
①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②革命团体的不断出现为同盟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2)必要性:各革命团体分散的起义先后失败,使革命认识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2.成立: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
3.政治纲领
(1)内容
①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
②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又将其阐发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民权主义就是要进行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是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解决了当时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纲领。
(2)评价
①进步性:它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②局限性: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3.历史意义
(1)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2)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革命形势的发展
1.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
(1)原因: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对革命。
(2)内容: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3)影响: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2.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1)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联合会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这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2)此后不久,各地反清起义掀起高潮,较着名的有秋瑾、徐锡麟领导的浙皖起义,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镇南关起义。
(3)黄花岗起义
①准备:1910年,孙中山约集黄兴、赵声等商讨,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
②概况:1911年4月,起义开始,黄兴率军猛攻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潜逃,后起义失败。
③意义:这是同盟会领导的影响最大的起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加速了革命发展的进程。

【重点阐释】
1.对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的理解
(1)它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正规的统一的政党的领导。以前,革命团体处于分散状态,各自为战,举行的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的成立,形成了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便于领导全国革命。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明确的纲领。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3)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同盟会的成立使他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民主革命从此就有了统一的领导人。
2.有关对三民主义的认识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要求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民权主义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是想要贯彻“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因而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制订的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又不敢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它主张民权,又不敢发动人民;它主张民生,又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体现,其局限性决定了在三民主义指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3.有关19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两次论战的比较
第一次论战是指维新派和顽固派、洋务派的论战,第二次是指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
异:①第一次论战主要围绕改革清朝政治体制进行,维新派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顽固势力反对变革清朝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进行,革命派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皇派主张用立宪抵制革命。②第二次论战更加广泛深刻,革命派不仅提出实行民主政治,还提出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主张。
同:两次论战都围绕着要不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展开,都是思想解放的潮流,都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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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朝花夕拾》《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读书笔记,急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书笔记
作者介绍:
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前苏联伟大的革命作家。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和建设事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27年由于病情恶化而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并坚持文学创作。1933年,以他的革命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励了无数革命青年的成长。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但还没来得及完成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饱尝了生活的苦难,炼就了革命精神和反抗性格。十月革命爆发后只有十六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无论在战炮火中,还是在国民经济复时期,可察金都表现出大无畏精神,钢铁一般的意志,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人民的无限的无限忠诚。由于在战争中多次负伤以及劳累过度,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被牢牢禁锢在床上,但他占胜了精神与肉体的打击,拿起笔来歌颂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英雄。

精彩片段:
①这一段是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对他们家乡谢佩托夫卡的流血的悲剧的部分描述,因为太长,我只摘抄了开始行刑的部分。
品读:在这一段的描写中,作者采用了大量对比的写法: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波兰贵族们的贪生怕死和战士们的视死如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突出了当时国家政府的腐败,那些花天酒地,不管国家死活的小贵族们的心理暴露无疑;严寒的天气和身体灼热,穿得极少的同志们的体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体现了热血沸腾的战士们死也不肯低头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心中已经全然失掉了自我,只有“我们”。
②瓦莉亚在临死前那段激情的歌唱。
品读:作者巧妙地利用工人说的话,道出:“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有那样的激情歌唱。”“从来没有”和“那样”突出了这歌声的特别,“只有”和“激情”又暗示了瓦莉亚身为一个女战士,她的勇敢和坚强。总之,作者在这一整段中,所用的笔墨都是十分有力的,让读者也不知不觉地溶入,也能够感受这个工人当时无法表达出的愤怒和悲哀。
③保尔在和同志们一起成功修建了铁路之后,回到了烈士公墓。那里有他的朋友们,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这里,他发出了脍炙人口的感叹。
品读:这一段的描写相对于前面来说,是十分宁静的一小部分。它没有了战场上硝烟弥漫的火热,也没有行刑时内心的激情豪迈,它是简单的,稍稍带一些悲愤。在这一段的描写中,作者则大量地采用了环境描写,非常抒情。
经典语句:
1. 数千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形成一种永不枯竭的原动力。
2.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
3. 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束自己!这是最怯弱也是最容易的出路。
4. 收起枪,别跟任何人说。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5. 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骆驼祥子》读书笔记
作者介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着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内容概括: 整部小说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艺术地概括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到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惨一生。热情选择了祥子原来具有的善良朴实,热爱劳动的美好品质,愤怒地揭露和声讨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小说还有力地说明了在旧社会仅凭个人奋斗发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旧中国个体劳动者的悲惨命运。

精彩片段:
①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品读:为什么挑了这么短的一句呢,因为,在全文中,这一句可以算是中心,骆驼祥子里写了这么一个苦命的人,他是一个年轻力壮,吃苦耐劳的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形象.他的全部理想是自己买一辆车,做个 “独立”, “自由”的车夫,而三起三落的买车挫折,却破灭了他的人生理想,使他陷入绝望 。

②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品读:这一段人物描写,从装束、体态、身段,到靠力气吃饭的人所引以自豪的体能、体力以及品性人格都写得很精彩,把一个活生生的祥子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大声地赞美他——他的健壮、朴实、充满生气,让我们与作者一同欣赏这个旧中国的北京人力车夫吧!

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像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丁丁当当。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
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拿起芭蕉扇扇扇,没用,风是热的。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茶由口中进去,汗马上由身上出来,好像身上已是空膛的,不会再藏储一点水分。他不敢再动了。

坐了好久,他心中腻烦了。既不敢出去,又没事可作,他觉得天气仿佛成心跟他过不去。不,他不能服软。他拉车不止一天了,夏天这也不是头一遭,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想出去,可是腿真懒得动,身上非常的软,好像洗澡没洗痛快那样,汗虽出了不少,而心里还不畅快。又坐了会儿,他再也坐不住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
一出来,才晓得自己的错误。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像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像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像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低着头,拉着车,极慢的往前走,没有主意,没有目的,昏昏沉沉的,身上挂着一层粘汗,发着馊臭的味儿。走了会儿,脚心和鞋袜粘在一块,好像踩着块湿泥,非常的难过。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不为解渴,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由口腔到胃中,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的一收缩,打个冷战,非常舒服。喝完,他连连的打嗝,水要往上漾!

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一直到了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想去照例的吃点什么,看见食物就要恶心。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有时候里面会轻轻的响,像骡马似的喝完水肚子里光光光的响动。

拿冬与夏相比,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他没想到过夏天这么难受。在城里过了不止一夏了,他不记得这么热过。是天气比往年热呢,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这么一想,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心中仿佛凉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的,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他害了怕,可是没办法。他没法赶走虎妞,他将要变成二强子,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变成小马儿的祖父。祥子完了!

【点评】这里所写的是祥子在烈日下拉车的情景,细腻逼真,令人感同身受。叙述和比喻生动形象,有力地烘托出祥子拉车生活的艰辛和遭遇的悲惨。

①祥子花了三年的时间买到车子后,作者描写他心情的片段
品读:祥子为了“买车”而牺牲了许多许多,它用三年时间才买到它,当然激动不已,从他的语言、动作、想法上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情。至于“祥子买车的日子也是他的生日”,虽说这只是个巧合,但可见老天爷在暗中帮祥子呢。读到这段话,谁都会为祥子的成功而高兴,给他庆祝。这就是老舍这个“人民艺术家”语言的魅力

经典语句:
1. 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

2.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3.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

4. 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祥子像被一口风哽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

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内容简介

马克思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撰写的一篇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文章,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文章简介
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同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
为说明政变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发表了这篇文章,共分7部分。文章高度评价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意义,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法国革命将揭开新的篇章;文章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每个社会会按自己的时代要求创造出伟人来;分析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指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生存条件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意识;探讨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阐明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经济对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唯物主义观点;总结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并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这篇文章通过对法国二月革命到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的科学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原理,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科学论断,文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的理论及工农联盟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具有深远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之一。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 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裏把新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
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那裏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借着系在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 --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 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
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裏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裏是罗陀斯,就在这裏跳跃吧!
这裏有玫瑰花,就在这裏跳舞吧!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信徒脑子裏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裏去贴现。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让呼喊者的大喊大叫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着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
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裏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
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 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 15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裏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种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裏,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裏,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裏,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裏,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裏,
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 手裏“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 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裏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裏宫。

9. 为什么四亿人口的满清被几十个革命党搞掉了呢

首先需要纠正一个观点,满清不是被革命党的“辛亥革命”搞掉的,“辛亥革命”充其量只是满清灭亡的导火索。满清灭亡最直接的原因是北洋新军的首领袁世凯拥兵自重逼宫,而根本原因则是满蒙贵族的腐败导致各方面的权力已经渐次落到了许多汉族封疆大吏手中。满清的掘墓人袁世凯本身就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清末汉臣之首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

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

发生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更使地方军阀和满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到达了冰点。政治手段强悍如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也已经难以直接调用南方各省的官员和军队进京勤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提出的“东南互保”实际已经等于和中央政府彻底翻脸了。只不过基于相互需要(清政府需要东南各省的税赋和李鸿章等能臣支撑局面,后者需要拥有其权力的合法性),双方在名义上仍保持以君臣相称。但慈禧死后,载沣和宗社党这些缺乏执政经验,甚至不学无术的皇族贵胄们怎么可能能够继续号令得了野心比李鸿章等人更大的袁世凯

10. 当年大清灭亡以后,之前的官员下岗后都做什么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