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NE·TIGER的历程
1992年东北虎品牌正式创立，不仅引领了当时中国皮衣的流行，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顶级时尚奢侈品品牌，弥补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的缺失；
1997年东北虎迅速占领奢侈品皮草的产业链高端，并成为中国第一皮草品牌；
1998年东北虎皮草旗舰店的经营面积扩大至1200多平方米，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皮草专卖店。同年，在哈尔滨冰球馆举行有7000人规模的“东北虎皮草之夜98/99皮草流行趋势发布会”，有众多明星参加；
1999年在大连的“千禧”发布会第一次把中国的皮草发布推向全球；同年，东北虎皮草在“大连国际服装节”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皮草服装发布会，名扬国际，并且获得了“双十佳品牌”荣誉称号；
2000年NE·TIGER在哈尔滨香格里拉举办了由孙周、叶大鹰、张铁林等（40多）众多着名导演、作家、着名主持人、影星、名模参加的“冰雪燃情派对”；东北虎皮草进驻北京，并在北京赛特大厦设立了国内首家皮草俱乐部；东北虎皮草新款貂绒哈尔滨发布会；东北虎皮草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唯一的皮草行业中国消费者协会“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2001年推出“虎啸京华”东北虎皮草之夜/2001年中国国际时装周颁奖典礼，并倡导将传统的业内时装发布会发展成为面向媒体和市场的发布会，引领了中国时装周发布会格局的转变；同年成功推出自有高端品牌—“NE·TIGER”，并正式将总部设立在北京；
2002年推出中国国际时装周—开幕式暨“花开四季”东北虎皮草之夜；同年，发布NE·TIGER东北虎皮草2002/2003国际皮草流行趋势；
2003年推出“名媛”高级晚礼服系列——中国第一个高级定制晚礼服系列，开创了中国晚礼服元年；同年，品牌发布了《中国皮草行业白皮书》，填补中国皮草行业的空白；“NE·TIGER”中国形象店成功入驻王府井高档商圈—东方新天地首层；
2004年为配合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顶级奢侈品牌的战略需要，NE·TIGER挥师上海；同年，推出“丝绸之路”国际服装服饰节—NE·TIGER高级晚装裘皮发布会，以及中国国际时装周首场发布会，暨“豹”2004－2005秋冬流行趋势发布会；
2005年NE·TIGER以“爱”为名，推出了品牌的第一个高级婚礼服系列，并率先在国内倡导将婚礼服作为爱的永恒纪念，其“要拥有，要珍藏，要传承”的理念，掀起了一场婚礼服革命；NE·TIGER东北虎皮草有限公司正式加入哥本哈根紫色俱乐部；
2006年NE·TIGER提出了“中国奢侈品复兴与新兴宣言”，并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高级定制中式婚礼服“凤”系列，结束了中国没有自主品牌高级定制婚礼服的历史；同年，在北京举办的芭莎慈善夜上捐出了一件“凤衣”，竞拍出了166666元的全场最高价，最后由国际影星周迅获得；东北虎皮草正式入驻青岛最高档的阳光百货；
2007年推出代表了华夏民族精神的国服——“锦绣国色华夏礼服”高级定制华服系列；受邀同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级的英国和荷兰的两个奢侈品展会；为丹麦王妃定制华服并举办了“丹麦王子与NE·TIGER中国之约”活动；
2008年推出“国色天香华服大典”高级华服系列，在保留“寸锦寸金”的云锦、四大名绣等手工绝艺之外，使几近失传的具有四千余年历史的“织中之圣”——缂丝在发布会上熠熠生辉，重获新生，实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又一次深层挖掘和传承。同年，NE·TIGER北京公司迁新址，办公区域、高级定制工作坊、VIP私人会所全新打造成各自独立，但又相互承接关联的三位一体的艺术空间；
2009年推出“蝶扇·缘” 2010高级定制华服系列，又创新推出结绳绝艺。在结绳的材质上，NE·TIGER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培育出自明清时已名满天下、专供织造皇帝御服的珍品辑里湖丝。发布会上首次推出华服男装，实现了品牌史上又一次开创；同年，NE · TIGER携手中国流行色协会发布2010/2011年流行色趋势；
2010年由NE·TIGER创制、织造绝技堪称国宝级巅峰巨制的《鸾凤双栖牡丹》缂丝华服，得到首都博物馆永久的珍藏；同年10月，NE·TIGER推出了“天干·地支”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并首次将有近5000年历史的羌绣艺术运用到现代华服之上；
2011年1月，NE·TIGER作为唯一的服装品牌助力国家形象大片的拍摄，宋祖英、章子怡、张梓林等明星穿着NE·TIGER的华服出镜，而NE·TIGER的品牌创始人也是本次形象大片中中国设计师的杰出代表。NE·TIGER助力国家形象大片的拍摄，标志着品牌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更上层楼，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华服的美丽形象，而NE·TIGER的华服将继续闪耀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尚舞台上；同年10月，上海国际时尚中心，NE·TIGER推出“唐·风”高级定制发布会，作为开幕式首秀，“唐·风”正式拉开上海时装周的大幕；由NE·TIGER主办，中国文化书院、三智道商文化书院协办的“返本开新——中华文明与中国华服”论坛在京举办。汤一介、乐黛云、王尧、余敦康、王守常、钱逊、王志远这七位在国学及文化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导师们，从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中国华服”的渊源及历史传承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华服”未来发展以及中国奢侈品文明的复兴和新兴之路——“返本开新”；10月25日，NE·TIGER推出了“唐境”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将千年前的大唐盛景，在现代华服之上完美展现。
2012年3月8日，NE·TIGER携手全国妇联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在首都北京，为全世界女性感恩呈现“华装风姿 感谢有您”时尚华服秀。同时，NE·TIGER还特意精选了八件经典珍藏版华服（金鳞蛟龙、花开富贵、喜上眉稍、 凤衣传奇、青黛雕镂、花开并蒂、断桥残雪、唐境春华），参加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的3月8日—27日的“华装风姿· 中国百年旗袍展”。
Ⅱ 旗袍又叫什么
旗袍（Qipao, Chinese dress〕
也称中式旗袍。其主要结构特征是立领、右大襟、紧腰身、下摆开衩等。旗袍是中国女性的传统袍服，始于清朝的旗人着装。经过辛亥革命及现代的改良，保留了传统旗袍的服饰工艺，使其更加符合对人体的表现。这种比例非常适合胡人胸部较平、臀位较低、上身较长的体形特点。旗袍传达出现代的胡人主义思想和胡人独特的韵律之美。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端口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旗袍，本是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与中原地区的流行宽衫大袍、褒衣博带的袍服不同，以满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旗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易服浪潮，而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
旗袍源流枣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
旗人之袍与旗袍枣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
【旗袍的历史】
民国之初——悄然过渡过的旗袍。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剪辫发，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属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一切为新式旗袍的延生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的口号推翻了满话政权，同时也使旗人袍服走向了暂时的沉寂。三百年来终得一吐的对满族统治政权的不满，使"达拉翅"、"花盆底"等旗女的特征装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冠服就此成为绝唱。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春潮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年轻一代显出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
这一时期，上海成为以女性妆饰的新展示台，追求服饰的新颖时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时髦女子对政治与服饰流行有着双重的敏感。
受日本式服装影响，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文明新装"开始流行，女学生与女教师爱着的黑色裙成为时尚。
20年代——倒大袖与新样式。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时兴过一阵“文明新装”。
30年代——黄金时代（i）
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黄金时代（ii）
旗袍走向经典的过程，可说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
20年代以后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进入30年代后，旗袍造型完美成熟，堪称经典之作，使得以后的旗袍始终难以跳出该种廓形，只能在长短、胖瘦及装饰上略作变化而已……
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旗袍，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实际上正是指30年代的旗袍。旗袍文化完成于30年代，30年代是属于旗袍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到这时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时装，现代意义上的时装。外国衣料的源源输入，各大报刊杂志开辟的服装专栏，还有红极一时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都无疑推动着时装的产生与流行。由于旗袍的修长适体正好迎合了南方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所以在上海滩倍受青睐……
而加入西式服装特点的海派旗袍，也就自然很快从上海风靡于全国各地。这样，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为30年代旗袍的主流，我们所讲的30年代的旗袍也就是海派旗袍了。
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迥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建国之初，妇女穿衣服都学解放区的样子，鄙夷穿红戴绿扔"资产阶级小姐"。
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50年代——也有过灿烂的一瞬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说服装也有流行的话，那流行的主导已转向平民。
到1956年，据说前苏联的某领袖人物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人的服装要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于是，政府号召“人人穿花衣裳。
这时出现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不妖、不媚、不纤巧、不病态，符合当时"美观大方"的标准，而且更为实用……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
80、90年代——辉煌难再
整个80年代，一直有人预测旗袍将会流行。尤其是80、90年代，女性的理想形象又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
做为最能体现这种完美身材的旗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照说当年大受青睐的旗袍会再次回到人们当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旗袍并未再度流行，而是只有少数人在穿……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来开放后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不过，在80、90年代却出现了一种具有职业象征意义的"制服旗袍"。为了宣传和促销等目的，礼仪小姐、迎宾小姐以及娱乐场合和宾馆餐厅的女性服务员都穿起了旗袍。
这种旗袍千篇一律，多用化纤仿真丝面料，色彩鲜艳，开衩很高，做工粗糙。这实在有损旗袍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人们为了区别自己的身份，更不敢贸然穿旗袍了……
90年代以来，女性理想形象又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而作为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人们注意的目光。国外，还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风味的旗袍，甚至是中国旗袍与欧洲夜礼服的结合产物
【旗袍的审美】
近十几年来，时装中重新出现的旗袍，在国际时装舞频频亮相，风姿绰约有胜当年，并被做为一种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礼仪场合。
旗袍的京派与海派
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艺术家与旗袍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设计师与旗袍】
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经典相对稳定，而时装千变万化。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
总之，旗袍是中国妇女的传统服装，而并非已经湮灭失传的历史服装。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高，因而极富有收藏价值。现代穿旗袍的女性虽然不多，但现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传统韵味，同时又能体现时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旗袍的选择】
旗袍已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着中华民放牧传统艺术、为国际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妇女代表服装。
旗袍品种如此繁多，选购时应注意以下两点。要根据自己穿用需要而定。如结婚礼服（旗袍）不仅面料质地上乘而且色彩鲜艳夺目，充满喜庆色彩；迎宾赴宴礼服（旗袍）面料应高级华贵，色彩柔和大方，外观稳重而高雅；便服旗袍可随心所欲，突出个性及体型美，穿着舒适大方。
市场上成衣旗袍的规格是按大众化的身材体型量制的。由于每个人身材都有自己特殊性，而旗袍又是趋于紧身、抱合性强的服装，尺寸规格则是选购旗袍的重要指标。所以，购买旗袍必须准确地测量出自己的“三围”，即胸围、腰围、臀围，并与旗袍：“三围”相适或略有余。然后，在更衣室试穿观其“三围”是否贴体舒适，其次还要观领子、衣身、袖子的长短与肥瘦等。旗袍尺寸大小的选购不同于连衣裙等服装，要求十分严格，否则将会失去其风格和独到之处。
旗袍面料的选择：旗袍选料是很广泛的。日常一般穿用的旗袍，夏季可选择纯棉印花细布、印花府绸、色织府绸、什色府绸、各种麻纱、印花横贡缎、提花布等薄型织品；自制的短旗袍，轻盈、凉爽、美观、实用。春秋季可选择化纤或混纺织品，如各种闪光绸、涤丝绸、以及各种薄型花呢等织物。这些织品虽然吸湿性、透气性差，但其外观比棉织品挺括平滑、绚丽悦目，在不冷不热的季节中穿用很适宜。
礼宾或演出穿用旗袍是十分考究的。夏季穿用，旗袍面料应选择真丝双绉、绢纺、电力纺、杭罗等真丝织品。该织品质地柔软、轻盈不粘身、舒适透凉。春秋季穿用，旗袍面料应选各种缎和丝绒类：如织锦缎、古香缎、金玉缎、绉缎、乔其立绒、金丝绒等等，这些高级面料制做的的旗袍能充分表现东方女性体型美、点线突出，丰韵而柔媚，华贵而高雅，如果在胸、领、襟稍加点缀装饰，更为光彩夺目。
【旗袍的保存和穿着】
一旗袍的整理
现在大部分女性所穿着的旗袍大都为织锦缎的面料，而这类锦缎都是不宜水洗的，所以穿着时应非常小心，尤其要注意不要沾染上油渍、可乐和口红，因为这类物质最难清洗，就算送去干洗店也未必能完全清除，所以我们建议：
1、旗袍不要连续穿着好几天。
2、要留意尖锐的物件，以避免旗袍钩洞与抽丝。
3、不要为了贪方便将袖子高高卷起。
二旗袍的洗烫
如果新穿的旗袍不小心弄脏了，可以用块微湿的布铺在脏处用熨斗熨烫一下，这样一些灰尘就会附着到布上，既清洁了旗袍，又起到整烫的作用。
三旗袍的收藏
旗袍如果不穿了要用衣架（宽宽的那种）把旗袍挂起来，注意肩部要撑妥当。在挂进衣橱前，还要记得放上防蛀用品。
另外，丝绸衣服要勤换勤洗，脱下后切勿搁置。穿着丝绸衣服时不要贴身，避免过多的汗液浸蚀衣服，使衣服变色、变质、破损。穿着丝绸服装也不要在席子、藤椅、木板等粗糙物上睡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破损和并丝。另外，收藏丝绸服装时，应放在樟木箱内，以防虫蛀。
张曼玉在演的《花样年华》中一连穿了20多套旗袍，成为旗袍公认的代言人，也使旗袍更加流行，更加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旗袍趣谈】
中国年轻女性的身材较之西方年轻女性，一般更显纤细、秀丽的曲线美，而线条简洁流畅、风格单纯又雍容华贵的旗袍，其最大优点正在于它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出这种中国女性胴体的曲线美。它在符合中国年轻女性的审美需求同时，也因制作上省工省料，着装又很方便的优点，从而显出蓬勃的生命力。
那么，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旗袍是怎样发展而来来的呢？
旗袍之名，源于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满族被称为“旗人”，他们的着装就被称为“旗袍”。最早的旗袍其基本款式是圆口领，窄袖，向右侧捻襟。下摆四面开衩，带扣绊，束腰带。”一年四季就这一个样式，仅有布科不同之分。这种男女均穿的袍褂服装，因在窄小的油口处，还接有一截止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状似马蹄，所以又称“马蹄袖”，也叫“箭袖”。平时
绾起来，冬季行猫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可保暖又不影响拉弓射箭。四面开衩是为了便于上下马。束腰，一则可增加暖意卧；二则出猎时，可将干粮等装入前襟；三则随身带的小刀、匙子、箸努，以及放火镰、火石、火绒的小口袋和皮制烟荷包，都可挂在腰带上。
满族干1644年人主中原后，游猪变为农耕，加以与汉族文化如大领大油等的交流，原有作为民族文化表象特征的旗袍，也自然发生变化。如：不宜于农耕的窄袖油马蹄袖，就变成了喇叭袖；不常骑马、四开衩就改变为两开衩，甚至不开衩；旗袍就成了直筒式的宽袖大袖长袍样式。用料也有变化。以前定都东北盛京后，已由以皮抱为主改为多用棉布，这时，不但仍多用棉布，绸缎料也多起来。男人旗袍虽仍以蓝、黑二色为主，但读书人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穿白、红、紫色的。至于黄色，因是皇家独尊之色，若用就会被砍头，且可株连九族，所以，民众是忌用的。
妇女的旗袍变化就更大，如圆口领上加了一寸多高的立领制工也精巧得多，不仅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且认为越多越美。清末北京地区还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用料等花色品种就更是多样，虽仍为宽袍大袖，但较男式旗袍（后发展为长袍马褂）就显得远为俏丽。
辛亥革命后的改良旗袍，特别五四前后直到 30年代，女学生们常穿的蓝布旗袍，款式又有较大变化：宽松直筒式改为紧腰身；长度改短；两侧开衩的长短不一。30年代以后，旗袍的领子、袖子等处又多有变化，时而高领、时而低领、时而省去领子，袖子又由宽袖变窄袖，长度则有时可及手腕处，有时又短到上臂全裸露。而紧身贴腰显示曲线美的优点则一直保留。再加下摆回收，长及踝骨，就显得十分爽身合体。至于男性的直筒长袍，到40年代，已逐渐被新式服装潮流取代。
80年代以来，这种能显示胡人女性曲线美和风格美，既融满胡文化于一体，又注意吸收外来养料的旗袍，人们对它的热度又进一步上升。那开衩甚高，最高可至大腿根部的新式旗袍，随着女性步履的轻移、袍衩的时开时合，大腿的隐而不露，更显出一种既含蓄又开放的飘逸悠然的动态美。随着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在我国百花争艳的服苑中，旗袍这朵绚丽的香花，必将更吐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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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导论
导论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唐代的诗歌并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产物，而是生活的一种需要。唐人喜饮酒，而饮酒则离不开诗。他们将饮酒分为雅、俗两种，吟诗饮酒为雅饮，又称“文字饮”，仅酒令的形式就有二十余种之多。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都是在酒宴上所作。所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与其说是描写了个人的性格，倒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时代的风俗。
除了饮酒时吟诵唱和之外，这时在庙宇寺院、邸舍旅馆、风景胜地都备有供人题写诗歌的诗板。不但文人每至一地必先题诗，一般民众每到一地，也总是要先到这些地方浏览、传钞诗板上的佳作。乘兴而题，不胫而走，不数日间就可传遍各地。如白居易旅途中每至一地，必先在壁上寻觅诗友元稹的近作，他在蓝桥驿馆壁上发现元稹的诗后作诗称“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每到馆驿，即循墙绕柱观览题诗，驿壁题诗在唐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可知。
如果说饮食、行旅都离不开诗的话，唐人的婚礼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赛诗会”。在普通民众的婚礼上，有催妆诗、开撒帐合诗、去行座障诗、去扇诗、咏同牢盘诗、去帽惑诗、去幞头诗、去花诗、脱衣诗、合发诗、梳头诗、系指头诗、咏下帘诗、下女夫词、障车词等等，名目繁多，几乎是动必吟咏，无诗不婚。
不仅如此，青楼娼馆也是文人们竟相逞弄文才的场所。娼馆的墙壁上、妓女的箱箧里，都有狎妓文士留下的诗歌；甚至有些寻春客还将诗歌题写在妓女的身体上。军将、老粗、妓女，甚至小偷，各色人等，不管水平高低，有无文彩，只要稍识之无，都要写诗自炫。人们甚至将当时人写的诗画成图画，刺在身上，将自己作为“行诗图”而炫耀。
从人们对待元稹和白居易诗歌的狂热态度上，可以更典型地表现出诗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楚、江淮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体。”“禁省寺观、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据说，在村落路旁卖鱼肉者，俗人买要胡绢半尺，士大夫买只须写白居易诗一首即可。诗歌不仅能换茶、酒喝，而且能换鱼吃。
民间诗歌的丰厚土壤不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诗歌的盛世，也使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渗透了诗的意境，浸润出了诗一般的社会生活风俗。有两则故事有助于理解唐人及其生活风俗与诗歌的这种关系。
一是讲上官仪入朝的故事。称：“高宗承贞观（公元627-649年）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2]
另一则故事称，李白在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谒见宰相时，封一板，上面题写“海上钓鳌客李白”数字。宰相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风波逸其情，干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问：“以何物为饵？”答：“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3]
这两则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雍雅清逸的意韵和狂傲率真的气质，反映了唐代社会风俗的充满诗意的特征，而只有在诗歌的国度里，才有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时代风貌。
⒉音乐歌舞风俗的兴盛
与诗歌一样，音乐歌舞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音乐舞蹈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胡乐的流行。这时的胡乐既有南北朝时遗留的胡乐，也有隋唐时传入的音乐舞蹈。唐诗中所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学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表明胡乐在民间的流行程度。如所周知，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和羯鼓演奏家，据说着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由他改编而成的。而朝廷重臣及宫廷近侍如安禄山、武延秀、杨贵妃诸人也都以善长胡旋舞着称。胡乐的影响遍及宫廷、民间。
在一些隆盛的庆典活动中，往往都要举行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唐玄宗有一次在勤政楼举行大酺，楼下万头攒动，笑语喧哗，以至于无法听见“鱼龙百戏之音”，高力士建议由歌唱家许和子唱一曲以“止喧”，许和子“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又如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当大旱祈雨时，长安东、西街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斗声乐”活动，人们搭起彩楼，街东、街西各出一人，在彩楼上进行琵琶演奏比赛，而这种活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主要都是一般的长安市民。
除了正式场合之外，在一般的酒宴上都有伎女的歌舞表演，当时官僚的家里，普遍蓄养了歌舞艺人，而皇帝往往也将艺人作为礼物赠予大臣。而且就像要饮酒时要行令作诗一样，唐人饮酒时同样少不了歌妓侑酒，还流行以酒相属，且饮且歌且舞。这些例证都表明，这时的音乐歌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北各地盛行的踏歌风俗，更能体现音乐舞蹈风俗的群众性。劳作之余，青年男女往往要从皓月初升，踏歌到次日清晨。刘禹锡《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就是对这种踏歌风俗的生动写照。而在每年十一月乞寒时，城市的人们更是以坊邑为浑脱队，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挥水投泥，大众一起狂欢。
这一时期的民歌也很发达。吴歈、巴歌、楚调、秦音各领风骚，而且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也通过歌舞艺人的媒介作用，在民间广泛传唱，丰富了民间音乐风俗的内容。由于王维着名的《渭城曲》的广泛影响，“渭城”甚至成了民歌的代称。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音乐歌舞风俗如此兴盛的时期。
⒊胡俗及外来文化的影响
所谓“胡俗”，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中原的边疆民族的风俗，一是指在隋唐五代时新传入的边疆民族的风俗。而“外来文化”则是指这一时期从“历史上的中国”[4]范围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输入的文化。当时人不加区别，将这两种情形都冠以“胡”的名称，如胡人、胡食、胡服、胡乐、胡俗等等，不一而足。
外来文化及风俗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大批外国人涌入唐朝境内，带来了各自的生活风俗；二是大量外国物品的传入，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他们的生活风俗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饮食、服饰、居住、商业、医药以及音乐歌舞等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边疆民族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医药为例，在唐代，通过外来胡商的兴贩、外国使团的贡献和唐朝使臣的搜求，大批外来药物传入了唐朝境内。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胡人医生在唐朝各地行医，而外国医师的医术和外来药物的验方也随之传入，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最终被载入正式的药典，成为中华民族医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眼科医术、咒禁术的流行，仙茅方、补骨脂、悖散汤、耆婆汤等外来药品方剂的出现，都属于这种情况。从胡乐在隋唐时代的流传及演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融合边疆地区及外来文化的轨迹。
隋代将宫廷燕乐分为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音乐，到了唐朝初年，去礼毕，增燕乐和高昌二部，称十部乐。十部乐中，除了清商和燕乐之外，其余八部都是以地区或国名来命名的。以音乐的来源地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原产地的特色，没有与中原地区固有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以龟兹乐为例，因为传入的地区和时间的差异，甚至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的区别。
但是到了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原来的命名方式逐渐废止，开始出现了坐、立二部的分类。以演奏方式分类，表明音乐文化融合的新阶段的到来。到天宝三载（公元754年），唐玄宗又将五十余首胡名的乐曲名称改为典雅的汉名，如“苏莫剌耶”改为“玉京春”，“讫陵伽胡歌”改为“来宾引”等等，进一步与中原固有的文化融合。
到了9世纪时，这些早年传入的音乐舞蹈有许多已经被视为中原的土产。如胡旋舞和柘枝舞都是由中亚地区传到唐朝的舞蹈，但是在9世纪初年，白居易就已明确将早年传入的“胡旋舞”称为“中原自有”的舞蹈，并拿它与新传入的胡旋舞相比较。他还称骠国传入的音乐“有类中国柘枝舞”。表明早期传入的舞蹈已完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外来音乐传入及融合的过程历历可见。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早期传入的音乐舞蹈已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外来文化的源头在唐代始终没有终断，所以在坐立部分类出现以后，杜佑在《通典》中仍然另立“四夷乐”，以记述当时外来的音乐舞蹈。
其他如胡食、胡服对唐人饮食、服饰的重大影响，更是耳熟能详。具体请参见正文，此不一一。
⒋节日生活的丰富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人们生活风俗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节日和节日假期增多。皇帝的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等节日，都是前代所无，由唐代增设的节日。在盛唐时期，除了休沐及各种名目的假期之外，仅政府规定的正式节日假期就有47天之多，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节日及假期的增多之外，这一时期的节日生活内容也相当丰富，饮酒作乐，游赏寻胜之外，在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游艺活动。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节日食品也相当丰富，而且几乎每个节日都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食品，在中华民族节日风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⒌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妇女生活状态如何，是衡量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儿童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的。这种情况反映当时妇女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唐人李华对于当时社会中“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世教沦替”的表现，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坚持男尊女卑的老人，也特别强调“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可知妇女接受教育比较普遍，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当时妇女比较广泛地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首先在音乐歌舞风俗中，妇女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不仅轻歌曼舞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甚至象戴竿这种需要强健体魄的杂伎，主要也是由妇女承担的。在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泥俑中，就有戴竿妇女的形象，而唐代最着名的戴竿女艺人王大娘、石火胡等，都能戴百尺竿，五大娘的竿上，竟然可以容纳28位表演者。王建在诗中形容戴竿女艺人表演的情形称：“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从有关资料反映，妇女戴竿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杂伎主要就是由妇女来表演的。即使在文化倡明，男女平等的现代，妇女戴竿也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件事例可知，柔弱娇矜之类的词句，是不适合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的。
同样，初、盛唐风行一时的女子男装和骑马，甚至参与狩猎的风气，也表明这时的妇女的生活状态比较开放自由。唐代出现了一些很有名气的女政治家、女将领、女才子、女艺术家，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应该说都与妇女的这种生活状态不无关系。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内容。
二
一旦一种社会风俗形成之后，就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这一时期，七七斋在民间广泛普及。玄宗朝宰相姚崇临死时，遗嘱称佛教风俗为民生之“大弊”，叮咛子孙要遵从儒家“正道”，不得以佛法营葬，但他同时又说：“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虽然明知七七斋追福是诳人的“虚谈”，但最终还是从“须顺俗情”考虑，任由设置斋会。宰相如此，一般民众可知，社会风俗对人们生活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社会风俗不仅会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传统的礼仪制度也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社会风俗是一种自发的群体行为取向的话，礼仪制度就是由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的规范。从隋唐五代的风俗史实来看，当一种风俗形成之后，往往会与原有礼仪制度发生冲突，并遭到统治者的禁止，但是当它一旦真正赢得了大众之后，就有可能被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纳入礼制的范畴，从而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
如寒食祭扫，最初受到强烈反对和禁止，将它与“临丧嫁娶”和“送葬欢饮”的民间风俗相提并论，唐高宗曾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专门颁布诏令，禁止寒食上墓祭扫，称“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但是寒食拜扫风俗广泛普及，一直无法禁止。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最终向这种风俗妥协，将它正式编入礼典，成为朝廷礼制的组成部分。敕令中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馀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于礼典，永为例程。”这样寒食祭扫由俗而礼，成为受政府制度保障的礼俗。不仅规定文武百官可以在寒食假期内出城扫墓，祖先墓地在外州者，还可以享受扫墓假，返乡拜扫。往返行程，可以提供“公券”，享受“乘驿”的待遇。
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的风俗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这种风俗大概兴起于唐朝初年，如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洛阳连雨一百多天，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给行旅造成很大的麻烦。当时宋务光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它是一种“后来之浅术”，不足为训。这种祈晴方式虽然并不灵验，但也一直遵行不废。到了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偶而祈晴应验，京兆尹刘栖楚上表，建议“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唐敬宗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祈晴这种遭到众人反对的风俗，也演变成了具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
檐子（即肩舆）流行的经过，提供了另一例典型的证据。在唐朝初年，规定官员家属出行必须戴羃�、乘车，以免路人窥视。但是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朝廷下诏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可知在此之前，妇女们就戴上了帷帽，并走出车舆，坐进了檐子。而且这种深失礼容的出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这种风俗流行多年以后，到了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朝廷下制“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在承认乘坐檐子合法的同时，在制度上进行了规范，规定不同品级的命妇乘坐规格不同的檐子，而“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早年流行于民间的檐子，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隋唐五代社会风俗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一种社会风俗的流行，往往会与原有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相矛盾，并遭到统治阶级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其次，社会风俗一旦形成之后，行政禁令往往显得非常无力，如盛行于唐代的厚葬风俗，尽管朝廷一次次颁布禁令，但总是愈禁愈烈。再次，在社会风俗面前，统治阶层有时会在实际行动上做出让步，如隋文帝对待阴阳葬法的态度就是如此；有时也会将民间风俗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如上文诸例即是。最后，还应当看到，统治者并不是完全被动或全盘地吸纳民间社会风俗的内容，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使民间风俗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如上文所举，在允许寒食祭扫的同时，禁止寒食期间的宴乐风俗；在接受檐子的同时，对这种风俗附加了一整套等级制度的内容等等，都是显例。
Ⅳ 南诏归唐是什么典故
南诏是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在今云南地区建立的奴隶制边疆民族政权。乌蛮与今彝族有亲缘关系。白蛮与今白族有亲缘关系。
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多，难以胜计。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文化。战国时楚威王派将军庄率兵略地到滇池，因归路断绝就以滇池为中心建立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又增置兴古（今云南马龙县）、云南（今云南祥云）二郡。
战国以后许多汉人陆续移居云南，和土着居民长期杂居通婚，形成了白蛮族。白蛮的文字、语言、风俗大致与汉族相同。白蛮过农耕生活，在洱海和滇池周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唐初，洱海周围有成百个被称为“河蛮”的白蛮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诸部以赵、李、杨、董等姓为首领，各据一地，互不统属。在离洱海较远的四周，则散居着乌蛮部落。乌蛮受汉族影响较小，有些乌蛮部落，语言需三译四译才能与汉族相通。唐初乌蛮仍以畜牧为业，不知耕织，多牛羊，无布帛，用牛羊皮制衣服。乌蛮妇人着黑色衣服，衣长曳地，白蛮妇人着白色衣服，长不过膝。
七世纪初叶至中叶，乌蛮部落不断向洱海地区迁移，他们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了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即六个王国。六诏的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蓓诏——居地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
二、越析诏——居地在今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今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诏——居地在今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今洱源县东。
六、蒙舍诏——居住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因地居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蒙舍诏首领姓蒙，始祖名蒙舍龙。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舍龙孙独罗（又名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遣使入贡，臣属于唐。武则天时，细奴逻子逻盛亲自入朝。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北部。唐朝为削弱牵制吐蕃，对“六诏”采取扶植、联合策略。“天子每有恩赏，各颁一诏”。五诏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六诏之间虽有婚姻关系，但常彼此争夺。唐玄宗为了抵御吐蕃，极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从开元初至开元末，经过二十余年战争逻盛之孙皮逻阁相继兼并其他各诏，基本上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开元二十七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故址在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了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东居民以乌蛮为主，西居民以白蛮为主，西居地在滇池周围），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扩大了疆域。南诏最盛时大致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回环万里”，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政权建立后，同唐朝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十三代南诏王中，有十个接受过唐朝的委任和册封，有的还与唐朝皇帝建立了“兄弟若舅甥”的亲密关系。但自南诏向外扩张，占据了爨地之后，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亦向云南地区发展势力，双方在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上也存在矛盾。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而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等狡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天宝九载（750）因南诏王携妻子进见都督，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竞侮辱同来妇女，对南诏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忿怨，发兵攻陷姚州，杀张虔陀，取夷州（西南夷归附后所设之羁縻州）三十二城。次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和，并谓：“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交战，唐军大败，士死者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绩叙其战功。阁罗凤遂背唐而北附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以金印，号称“东帝”，自建国号大蒙。阁罗凤在太和城刻立《南诏德化碑》，说明他不得已而叛唐，并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时杨国忠升任宰相，继续征调天下兵以攻南诏。天宝十三载（754），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人，至太和城，坚守不战，唐军粮尽，又罹瘴疫，退兵遭追击，全军覆没，李宓被擒。杨国忠假报战功，继续发兵征讨，前后死者达二十万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充分暴露攻打南诏的覆败和人民因此而受到残酷奴役的情形。
安史之乱起，阁罗凤会同吐蕃乘乱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陷巂州（唐治所在越葑，今四川西昌），获唐西沪县令郑回，阁罗风爱重其学识，子凤迦异、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拜郑回为师，“每授学，回得挞之”。时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风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于大历十四年（799）与吐蕃合兵十万攻袭剑南西川，为唐所破，吐蕃南诏兵饥寒交加，坠落崖谷而死者八九万人。吐蕃以南诏为属国，不断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进驻其险要地带，南诏王异牟寻不堪骚扰，时郑回已被任为清平官（相当唐的宰相）专决国事，因劝异牟寻复归于唐，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亦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贞元五年（789），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向南诏征兵万人，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吐蕃以为少，乃增至五千，引起南诏不满。贞元十年（794）唐使崔佐时至南诏，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已到达。崔佐时密见郑回，尽知内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与封号，献其所给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并率其子寻梦A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异牟寻按与吐蕃前约，遣五千人前行，自率万人随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继而遣使献地图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恢复南诏旧名。唐以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金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此后四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好联系。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南诏统治者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太和二年（829）出兵攻人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自是南诏工巧等于蜀中。
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亦极衰弱，南诏既无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南诏统治者“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这些掠夺战争给汉族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也使南诏劳动人民受到很大损害。在汉族人民坚决抗击和南诏人民不断反抗下，南诏统治者不得不停止对唐的战争。双方又恢复和好关系。僖宗时，南诏统治者向唐求婚，中和三年（888）唐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王。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中央官制——清平官六人，决国事轻重，职位等于唐朝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清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代国王判押处置文书。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六曹相当于唐朝六部，初期为兵曹、户曹（掌户籍）、官曹、法曹、士曹（掌营造工程）、仓曹（掌财政）。后期改六曹为三乇、九爽。三乇是：气乇、主马；禄乇，主牛；巨乇，主仓。九爽是：暮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地方官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殓（音简，相当唐朝的州），古人出殡其中六殓为南诏国家直接统治地区。其余四殓，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由国王的子弟镇守。平民实行军事编制，“百家有总佐一，干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各地方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共设两都督。另设六节度使分兵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诸部落。对外剑川、丽水两节度使防吐蕃；拓东、弄楝两节度使防唐剑南。
南诏采用唐均田制和府兵制，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和军等所谓“上官”，授田四十双（每双合汉亩五亩，共二百亩）。“上户”授田三十双，“中户”和“下户”依次减授，大约分别为二十双和十双。乌蛮和白蛮的统治者均属“上官”和“上户”，是奴隶主阶级，他们使用奴隶耕田和服役。“中户”和“下户”是自由民，他们除每年每户向国家纳税米二斗外，还要服兵役，并自备武器，马匹及军粮。每年十一、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至城邑村谷，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出兵征战，每兵自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带粮不多，急求决战。作战时南诏王派高级官吏监视，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背部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掠夺对象。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天宝四年（745）南诏王皮逻阁曾派其孙凤迦异人朝到长安，唐玄宗任其为鸿胪少卿，将一宗室女子嫁给他，回去时并送给他许多文物和胡部、龟兹两个乐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唐朝后期五十年中学成回国的人“殆以千数”。在成都就学的南诏子弟张志诚，得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字帖，带回后广为传播，多人学习。南诏把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视为圣人，为之建右军将军祠。郑回投入南诏后，大力传播儒学，大量输入唐文化，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中。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了很多工农业生产技术。如天宝十五载（756）南诏攻陷唐巂州，“子女玉帛，百里塞途”，大批汉族劳动者进入南诏，自然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前述被俘的成都工匠入南诏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汉族工匠恭韬、徽义设计建成的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即出现于南诏时期，至今仍矗立于苍山、洱海之间。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矛盾激化，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沉湎酒猎不理国事的南诏王隆舜为其臣下杨登所杀。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执政大臣郑买嗣（郑回七代孙）乘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杀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灭蒙氏王朝，另建大长和国，南诏自贞观二十三年（649）独罗（又名细奴逻）称王，至此共254年，传十三主。南诏边疆民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云南各族的融合，密切了云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Ⅳ 旗袍有怎样的历史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端口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Ⅵ 我姓韦,爱人姓唐,女儿12月19日早上6点出生,想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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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帛涣 韦琴旖 韦志豫 韦聪诺 韦言同 韦婾琼 韦宝哲 韦峰意 韦魁潇 韦萱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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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旗袍的文化内涵及象征意义是什么
旗袍的文化内涵：
旗袍文化内涵展现了生动的民族精神，是一种民族文化理念的代表。旗袍表达的是含蓄、朦胧、婉约，它适度地强调胸、臀和细腰，以造型的自然简约格调体现服饰的大家品质：典雅、淑秀、端庄，给人以审美的感受。
旗袍注重精细艺术手法和工艺表达，大量采用的刺绣、图案等丰富的服饰手段，表达了丰富的现象和意境，同时旗袍的端庄、大气，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服饰力求稳重、平静，有助安宁、融洽和礼让的人际关系，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以伦理道德自律、维持礼仪之邦的精神。
现在的旗袍已经和流行趋势相结合，在国际时装舞台上频频亮相，而且被作为一种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
旗袍的象征意义：
因为旗袍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
旗袍中盘花扣的编制，镶滚边的精作，都是中国服饰的独特创举。盘花扣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这种绳结就已经出现，慢慢地演变成一种民间手工艺，延传至今，在服饰上的应用，凝结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而旗袍上的盘花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手段，以大自然为题材，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进行了精工再造，发展出很多的图案和花式，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和民族精华，具有中国浓郁的民族风格。
旗袍的用料多为锦、缎、绉、绸，这些都是中国生产的传统的衣服面料，面料上多配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以表达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特色，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蕴，更体现了深邃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温和宽厚，追求温馨祥和、凡事适可而止的中庸之道，要求为人要谦虚谨慎、含蓄内敛，这样的审美心理与旗袍表现的特征是一致的。旗袍的高贵典雅使中国女性看起来更加优雅、娴静，同时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Ⅷ 旗袍的起源是怎样的
旗袍的起源：旗袍，最初即“旗人之袍”。说起它的来历，有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清朝入关，满人一统天下，旗人的服饰传入中原。一个叫黑妞的满族渔女，皮肤虽黑但很有光泽，人长得很俊俏，身材又好，被誉为“黑里俏”。她为了方便打鱼，就把原本的大套“一统江山”裙，剪裁成窄小的扣裙便装。后来，这个黑妞被选入皇宫，封为“黑娘娘”。旗袍就是由此流传开来的。最早清朝满族女子的旗袍，有单、夹、衬绒和丝棉袍之分。其特点是腰身宽松、平直，袖口宽大，衣长至脚踝。到了清朝后期，“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脸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裾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慈禧太后有一张照片:扮成观世音菩萨的样子，旁边李莲英太监扮成童子。这张照片里面慈禧太后穿了一件旗袍，镶滚嵌烫绣贴盘钉样样俱全，可以说是集旗袍工艺之大成。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加上西洋文化的影响。旗袍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三十年代旗袍受西方短裙的影响，衣长缩短，袖口相应缩小，比以前更合身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旗袍盛行，衣长加长，两边叉开升高，腰身紧绷，显示女性的曲线美。四十年代，旗袍式样趋向于缩短衣长，减低领高，袖长短至肩下2－3寸，甚至没有袖子，外形如流线型。上海女人将旗袍演绎得千姿百态，楚楚动人。
旗袍的鼎盛：二十年代末，宋庆龄穿着碎花型的棉袍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而上海广告画上的女子，也开始了连身旗袍的妙曼风姿。于是，名媛名太纷纷效仿，开始穿着旗袍出入社交场合。这座中西合璧的城市，又将西式服装的贴身裁剪方式用在了宽松旗袍上，于是旗袍有了曲线，开始细沿主人的身材，细抚主人的芳心了。到了三十年代，旗袍有了衣缘上的细细花边，也有了开叉。也盛行过开叉开到几近臀下，那已有微含挑逗之意了。想想，如果你看见了阮玲玉、周璇那一干三十年代的女子，从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里袅袅走来，沧桑而风情，会让你看到什么？那必是如柳的体态，旗袍的细致，还带着十里洋场特有的奢糜繁荣和高傲不可亲近的气息。将旗袍穿出这样风韵无限的，莫过于上海女人了。那一抹江南的雅致，那一缕上海的精巧，那一丝繁荣下的世故聪慧，将女人的风姿和旗袍的剔透完全融于一体。张曼玉主演的《花样年华》，其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名冷香端凝的女子，从头到尾被23件花团锦簇的旗袍密密实实地包裹着，在美艳之下紧箍着情感，耐人寻味。这部电影一放之后，骤然兴起了一阵旗袍热，很多很多女子为此重新想穿旗袍了。但上海的名媛名太毕竟是有身份的，是需要端庄的，于是开叉又回归到膝盖处，袍身长及地面，行步间微露皮鞋的尖头和细高跟，于是那种妖娆那种微含的性感尽现其中。再后来，由于时局的不稳，再没了那种如风扶细柳的心情心境，于是旗袍的摆线又上提。而宽袍大袖，也不再适合要做事的女人，于是衣袖也变得纤细合体。旗袍变得贴身精炼，而女人们，成熟的体态和优雅而不失干练的风度，也写在了旗袍上。
Ⅸ 唐朝时期 唐朝的两大少数民族的劲敌是
在整个李唐的发展过程里面，周边是出现了很多的强敌，那么这里面对于他们威胁最大的就是吐蕃，事实上从太宗这个时候开始，吐蕃就已经成了西南地区最强的国家了，它与唐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虽然唐是选择了用和亲来拉拢它，可反而它却和唐一会儿打一会儿又和，那么在唐和吐蕃之间的交锋过程里面，其实唐还真就没有那么大优势，两边虽然是互有胜负，但是吐蕃是直接就多次把长安给攻破了，这可以说是李唐常屈辱的事情了。
整个吐蕃在西南地区可以算得上是最强的了，而且在当时整个世界来说，它也能够和唐比肩的强国，处在那个位置的吐蕃还和西部最强的阿拉伯有过多次的交手，可以说也是它的存在间接帮助了唐避免了和阿拉伯直接的冲突，那么这个吐蕃为什么就能有这么强的实力呢？我们看吐蕃它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了，一直以来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都是在北方，因为那里是大面积的草原地带，适合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一直以来这里都是与中原对立的主要力量。
吐蕃气候温和，适合人居住
可唯独吐蕃是个特例，它是处在西南地区的青藏高原这边，我们知道这里海拔是非常高的了，从古到今也只有在唐的这个时期里面有吐蕃在这出现，其他时候这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像样的政权，更不用时候成为中原朝廷的敌人了。那么吐蕃它实力这么强的原因就是有着地域的影响，我看过了一些资料，其实在历史的变化里面，地域也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比如吐蕃这里就是有着明显变化，在唐的时候，这个地区是气候非常暖和的，特别适合人的居住。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那么作为青藏地区就是一个封闭的富裕地带了，从这点上来说，吐蕃它能有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和适合发展的气候。后来这个地方的环境变化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可以说几千年以来就只有这个时候最好，而唐朝就正好碰上了，那么对于吐蕃来说，其实一开始他们的力量还是有限的，虽然在这个地方有了发展文明的机会，但是毕竟是处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局面下，他们想变强也是有些困难的。
Ⅹ “旗袍”起源是什么
很多人看到一个“旗”字，就认为“旗袍”是满族的服饰改的，那么，真相真是如此吗？
其实在民国初期，首批穿“旗袍”的女子称呼自己穿的衣服是“长袍”、“长衫”，和当时男子穿的袍服名称相同。（汉人女子穿长袍，是反抗男女不平等的象征）只是因为之前几百年基本上女人只有满人穿袍服，汉女穿袄裙（上衣下裳是汉人女子传统穿法），所以不明真相的外人想当然地认为女人穿袍服那就是“旗袍”，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以讹传讹的叫法。
“旗袍”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立领斜襟盘扣在清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明末已经非常流行。
衣服没有领子 ，到了清朝末期，满族女子服饰模仿汉人女子加上了立领，完全汉化
大家可以去“旗袍是汉服”贴吧看看，那里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唐装旗袍”是汉人服饰，早在明朝就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