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上海的西服訂制魚龍混雜，求推薦個紅幫裁縫手藝的百年老店!
工藝方面,高氏黑色匯西服秉承傳統的古典手工工藝,同時融入了中國傳統紅幫裁縫制衣理念，並巧妙運用現代的先進的制衣設備，在服裝定製界開創了新的高度。
『貳』 急求寧波紅幫服裝的發展歷史和現狀資料
通過查閱資料、實地考察、探訪後人，寧波服裝史的研究又有了最新發現，天津、江蘇、山東、湖北等地那些被歲月湮沒的紅幫傳奇，逐漸顯露在家鄉人的視野里。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寧波服裝博物館的有關人士在編寫《寧波服裝史》的過程中，先後到十餘座城市的檔案館、市志辦查閱資料，同時通過一些紅幫裁縫的傳人的述說，了解了很多被歲月煙雲所籠罩的紅幫傳奇。
天津——「江夏里」被稱作「裁縫里」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成為商埠。有關天津的紅幫裁縫的線索最初是由北京著名的紅幫裁縫樓景康提供的，在中間「穿針引線」的是寧波市政府駐天津辦事處主任張福宏和著名甬籍作家馮驥才。寧波服裝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陳萬豐還記得馮驥才對他說的話：「你們研究寧波服裝史，是在挖一口文化的井。而這口井挖得越深，有價值的東西也越多。」
在天津的檔案館和市志辦，陳萬豐等人了解到，1942年的天津，登記在冊的服裝店共有150家，從業人員1085人，而寧波籍的有49家，從業人員380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據資料顯示，1892年成立的法租界「王阿明西服店」是最早的，1920年，又增加了「復興祥」、「張興茂」、「馬源昌」、「何慶昌」、「倪元記」等西服店。小白樓江夏里的何慶昌和法租界的王阿明老家都在寧波市鄞州區(原鄞縣)，做西服、軍服、制服的手藝都是一流的。何慶昌憑他一手精細的西服工藝，縫制的洋服合體、大方、瀟灑，完全合乎英國紳士氣派。當時，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制服全部由他製作，生意十分興隆。而居住在江夏里的寧波紅幫裁縫很多，後來，天津人乾脆稱江夏里為「裁縫里」。
值得一提的還有王阿明八十多歲的孫子王慶和，他到天津有六十多年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以做女裝出名，並自己編了本服裝裁剪的書。他還多次去文化館等場所講課，將紅幫服裝的裁剪技術傳給天津的弟子。去年冬天，他在女兒的陪同下參觀了寧波服裝博物館，稱「一生中最高興的事，就是看到紅幫服裝得到發揚光大」。他還向服裝博物館捐贈了他用過的剪刀、熨斗、尺等19件實物。
武漢——兩家紅幫服裝店是特級商店
今年7月，陳萬豐一行來到了著名的「火爐」武漢，因為不久前他們在《鄞縣地方誌》上發現在武漢也有寧波紅幫裁縫的蹤跡。
到達武漢的第二無早晨，他們在散步時發現一條叫「寧波星」的弄堂，走進去打聽，才知道裡面住著一百來戶寧波人。在這些寧波人中，他們打聽到一個在當地很有名的紅幫裁縫王德卿，他哥哥開的服裝店是武漢首家給外國人做女裝的服裝店。在他的陪同下，來自故鄉的追尋者們又發現了好多有關紅幫服裝的線索。
據《夏口縣志》1918年調查，「漢口成衣業分浙江衣幫和漢口衣幫，西服業稱紅幫，因大多從師於江浙人。」又據了解，1948年，漢口市服裝同業公會中，寧波籍會員達50家，其中資本達1000萬元(法幣)以上的23家，其中一家叫三友公司的資本達1億元（法幣）。在眾多的紅幫服裝店中，以1980年命名的「祥康」、「怡和」、「首家」為武漢市的特級商店，後兩家至今還在，它們和北京的「紅都」服裝店一起成為目前僅存的3家國家特級的紅幫服裝店
江蘇——「李順昌」老字型大小依然挺立
今年3月，編寫《寧波服裝史》的同志在翻閱《中國紡織史》時發現「李增記」是蘇州的第一家西服店，他們又從有關材料中了解到該西服店不僅在姑蘇城內久負盛名，而且在滬寧線上也是矚目的典型紅幫西服店。了解到這些信息後，陳萬豐等人就趕赴蘇州，在檔案館、蘇州大學、市志辦等地，他們查閱到的資料證實了以上的事實。蘇州的紅幫裁縫「李增記」還有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叫「李順昌」，是寧波人李來義創下的。1906年，滬寧鐵路上海至無錫段通車後，李順昌和他的4個兒子在日漸繁盛的蘇州大顯身手，長子李春標去了南京，次子李增坤去揚州開「李順昌」，三子李增詠接替蘇州老店，四子李春榮在蘇州城外開「李春記」西服店，由此在百里滬寧線上創出了品牌。
曾為國民黨首府的南京，在二十世紀初，紅幫裁縫就已經介入，最有名的就是「李順昌」、「慶豐和」等。今年4月，陳萬豐一行到達南京，在繁華的中山路上，他們看到「李順昌洋服公司」的招牌還在市中心挺立，這家百年老字型大小現在成了江蘇服裝業的名店，而寧波的「雅戈爾」、「迷霞」、「羅蒙」等服裝企業在創業之初都和「李順昌」還有過合作，而「愛爾妮」等企業至今還和他們有合作關系。
據了解，1941年3月，南京建立了軍西服業同業公會，公會核心人物有4位是寧波人。1943年，公會中寧波籍人員有51個，分別在鬧市區的太平路、朱雀路、貢院街、夫子廟和中山路上營業。1945年又組建西服縫紉業職工工會，在第二屆監事中7%是寧波裁縫。1948年南京甬商的調查中，有67家呢絨服裝業，佔全市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民國初年，「慶豐和」的史久華曾為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軍製作過軍服。他的孫子史東海老先生兩年前在參觀服裝博物館時，說起祖父近百年前的往事，感嘆不已。
山東——昔日的輝煌已湮沒
去年，服裝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哈爾濱尋訪紅幫足跡的時候了解到，當年有很多紅幫裁縫憑著在上海灘成名的有利時機，分期分批到了山東。幾個月前，他們在天一閣內的方誌館翻了一個多星期的山東各地的方誌，然後就北上青島、濟南、煙台、威海等地考察。也許是時間太倉促了，探訪了半個來月，卻沒找到目前還留在這些城市的寧波紅幫裁縫的痕跡，但檔案館和方誌館倒都留有當年的記載。
在那些記載中，寧波人再次看到了寧波紅幫服裝對外的輻射和影響，看到了讓家鄉的後人為之驕傲的輝煌。
二十世紀初，在上海灘上名聲大振的紅幫裁縫先立足青島，再分赴濟南、煙台等地，開設商號，招收門徒，推行西裝，在新的環境下，尋求時代的整合。1916年，鎮海人沈月亭、傅鴻慈在濟南市中心開設「信昌」、「華泰祥」西服店，繼而，使不少缸幫裁縫在濟南全線推進。據1942年12月統計，濟南市呢絨洋服業有會員商店35家，寧波人開的有16家，佔45%。1944年3月，該市的呢絨洋服同業公會12名職員中，寧波人有8名，分別擔任常務董事、董事和理監事。1948年5月，青島的寧波同鄉會中，經營洋服的佔18%。在煙台，也有不少紅幫裁縫，「正昌號」的毛錦芳任洋服業分會會長。
寧波服裝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陳萬豐告訴記者，回顧二十世紀中國服裝的百年歷程，正是紅幫裁縫學藝、成名、拓展、壯大的時候。在查閱中，他們還了解到廈門、九龍等地也有紅幫裁縫創業痕跡，有機會他們將到這些地方去勘察、查訪。此外，他們和橫濱開港資料館也取得了聯系，准備到那裡去詳實地了解紅幫的起源。
『叄』 紅幫文化的紅幫發展
19世紀末期，奉化民間中流傳「三把刀」，即裁縫、廚工、理發。當時許多奉化人為謀生，紛紛離鄉背井外出尋找活路。奉化剡江、金溪兩岸的江口、王漵浦、前江、南渡一帶以裁縫營生者最多。他們三五成群，或單門獨戶用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燙斗及針線粉團打上包袱，歷盡艱辛向外闖盪，大都流向沿海一帶城市如寧波、上海、南京、青島、天津、哈爾濱，有的還轉向朝鮮、日本、香港及東南亞等地，為人裁布縫衣。
鴉片戰爭後，外國列強企圖瓜分中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於是，諸多大使館、領事館、租界、商埠、辦事處、洋行等海外的機構或團體亦應時而生，自然牽涉到這些外國人的衣著問題。於是，一些外出謀生而頭腦靈活的本幫裁縫，便不做原來的長袍、馬褂、對襟衣了，開始做起西服來。且生意不錯，漸漸發跡。當時凡替外國人（俗稱紅毛人）做西服的那些趕時髦的裁縫，便是紅幫裁縫。
江口前江村的江良通、王漵浦村的王睿謨曾相繼東渡扶桑，見習西裝裁縫，掌握了製作西裝技藝，1896年後，他們先後在上海開設了「和昌號」和「王興昌」洋服店，這是奉化裁縫在中國最早開辦的西服店，他們傳子帶徒，逐漸形成了鬆散的「紅幫裁縫」團體。奉化裁縫的特色在製作質量上很講究精工細作，又有一套裁剪、縫制、因人而異的過硬本領，很受時人賞識。1904年王睿謨化三天三夜時間用手工飛針走線為我國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徐錫麟縫制一套西裝，成為我國服裝界的一個創舉；1916年孫中山慕名來到王才運開辦的「榮昌祥」西服店，要求以士官服為基樣，改製成直翻領，四貼袋，五粒扣的新式服裝，王才運操刀裁剪製作，不上三天就完成，孫先生非常滿意，被後人稱為「中山裝」，譽為「國服」。「紅幫裁縫」因手藝精湛而走紅，名噪天下，不僅創造了中國服裝史上的三個第一，還造就了一大批西服製作的優秀人才。「紅幫裁縫」為了擴大門庭，不斷從奉化鄉里招去同族同鄉以及周邊鄉村子弟收為徒弟，當時「榮昌祥呢絨西服號」最盛時職工多達100餘人。南京路共有八家西服店，其中七家為奉化人所開，在上海奉化籍西裝店就有100多家。「紅幫裁縫」開設的西服號，大都前店後作坊，工貿合一，主營西裝，兼營襯衫、領帶和各類鞋帽，形成服飾系列，這是「紅幫裁縫」經營的特色。
王才運先生出身貧苦，素有反帝愛國之情。他積極參加「五四」運動，領導「五卅」商界罷工。1925年的「五卅」慘案就發生在「榮昌祥」店面附近，王才運先生目睹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學生的血腥屠殺，立誓抵制外貨，拒絕與外國人經商。而當時製作西服的呢絨面料都是進口的，做西裝大多又得與外國人打交道，王才運先生為實現不賣不買洋貨的諾言，毅然棄商歸里，把「榮昌祥」交給他的得意門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經營。並把多年苦心營織起來的資金，以分紅形式，賜給追隨他多年的門生。
他的門生得此厚資，紛紛自立門戶，開設西服店。
先後離開「榮昌祥」開廠開店的奉化人有：
王才興、王和興兄弟於南京路807號開設王興昌呢絨西服號。
王來富於南京路815號開設王榮康呢絨西服號。
王輔慶於南京路791號開設王順泰呢絨西服號。
王廉方於南京路781號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
王士東、周永升於南京路775號合資開設匯利呢絨西服號。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於廣西北路346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
王繼陶於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9號開設匯豐西服號。
孫永良於貴州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
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店。
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店於重慶路。
王颺慶開設中華皮鞋股份有限公司於南京路、河南路東首。
周毓字開設華東皮鞋店於南京路777號。
於是，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路上蓬勃發展的西服業，幾乎被王才運的親族和門生所壟斷。一時間，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業一條街。這些企業大部分成為上海的名牌商店，對南京路上的繁榮，中國西服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此，「紅幫裁縫」已完全形成。
「榮昌祥」自王宏卿接手後，悉心改良經營管理，開拓了團體製作業務，如承接鐵路員工號衣，航空軍校制服，發展軍服、雨衣等業務，並擴大呢絨批發，使「榮昌祥」更加興旺發達，全盛時資產達50萬元之巨，在眾多師兄弟的競爭中仍為上海西服業之冠。
「紅幫裁縫」在上海成名後，隨著上海西服業的興盛和店鋪、技師的飽和，「紅幫裁縫」便向外開拓生存空間，他們有的北上東三省，南下廈門港台，有的西進中原武漢；有的還跨出國門，遠涉重洋，到北美、歐洲、日本、東南亞等地開創基業，施展才華，他們的足跡遍布北京、南京、重慶、青島、大連、廣州、廈門、海參威等地。目前，在港、澳、台地區和國外，尚存許多「榮昌祥」的第二代、第三代門生。比如香港陳才榮開設的「益昌公司」，王定海開設的呢絨服裝公司等等，均頗有影響力。 從而把祖國的服裝文化，深深地融注到西方世界。
「紅幫裁縫」謀業各地都有不少建樹，事業成功都不忘造福桑梓。他們愛國愛鄉，急公好義，資助公益，興辦慈善，澤被故里。如王漵浦村王才運、前江村的江輔臣等。王才運在上海被稱為「模範商人」，他是一位愛國的「紅幫裁縫」代表。他在租界內最早發起成立商界聯合會，並任第一屆會長。他積極支持「五四」運動，為維護租界內中國人合法地位與應有權利進行斗爭，帶頭抵制洋貨，提倡國貨，是實業救國運動的倡導者。他樂善好施，出巨資在家鄉王漵浦興辦各種公益事業，如出資修築鄉里最大的水利設施——外婆石契，疏浚漵浦河，建造「壽通橋」，助田100畝作為漵浦學校田，供貧寒子弟免費讀書，還出資籌建了「奉化孤兒院」等等。江輔臣是江良通之子，在上海發達後，在家鄉助田123畝，助銀16000元建造了遠近聞名的「錦沙學堂」；還建橋、修路，捐助平安會等，為四鄰八姓傳為佳話。
第一、二代「紅幫裁縫」以一把剪刀，剪出了奉化人繽紛多彩的人生世界，開創了中國民族服飾文化先河，他們是中國服裝界的驕傲。 第一、二代紅幫裁縫為中國服裝行業樹立了豐碑。解放後第三、四代紅幫傳人承傳了紅幫精髓而勝於紅幫。
第三代紅幫傳人余元芳是奉化白杜人，解放前從師於上海王才運門下，從小練就「紅幫裁縫」工藝三大絕技「目測量衣」、「抽絲補調」、「特型矯正」。解放初在上海開設「波緯西服店」，為上海第一任市長陳毅做了新中國第一套西服，後經陳毅市長推薦，國務院將余元芳和他的「波緯」調遷北京，改為「紅都服裝公司」，先後為許多外國元首、駐華領館人員和共和國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製作服裝，被譽為「服裝國師」和「西服國手」。許多外國來賓稱贊他做的西服比英國牛津的還好。他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妻子，王子「目測量身」做的西裝非常合身，親王驚嘆余元芳是「他見到過的最好的服裝大師」，還特地把一隻鏤花銀盒子送給余元芳作為紀念，傳為佳話。余元芳作為「紅幫」在新中國的代表和領頭雁，為祖國的服裝文化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貢獻。幾十年當中，他帶出了一批批技藝高超的徒弟，這些徒弟經過再傳，把「紅幫」技藝融會到中華服飾文化大海，使紅幫服飾文化發揚光大。第三代的紅幫傳人又為中國服裝行業樹起了第二座豐碑。
榆林村人陳志康，繼余元芳之後，續任北京紅都服裝店經理。他領導「紅都」師傅專為中央首長、外國要人和駐外使節定製西服。他本人手藝高超，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國家警衛局要「紅都」趕制一套為主席最後穿著的中山裝。他立即率服裝師研究，由於已不能量體制衣，所以只好找來舊衣參考，並用目測法製成。如今，毛主席躺在紀念堂里穿著的一套銀灰色中山裝，就是陳志康等人的傑作。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後，他的衣服基本上由陳志康一人包攬。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一家，也曾找陳志康制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莫尼克皇後生日，西克努克特地打電話請陳志康參加生日宴會。
精湛的傳統工藝，使「紅幫」日益煥發光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紅幫」的故鄉，勃發了服裝工業的青春。憑著歷史的淵源和奉化裁縫的技術優勢，奉化市相繼辦起了西裝、時裝、羊毛衫、針織、襯衫、羊絨服裝、裘皮服裝等諸多頗具規模企業，至今全市有服裝企業200多家，從事服裝業人員佔全市從業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裝產值佔全市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的紅幫傳人不僅僅守成，而且大膽創新，把紅幫的傳統工藝和現代技術結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交融，使「紅幫」的故鄉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1991年羅蒙西服以「用料講究、款式瀟灑、線條明朗、造型優美、風格獨特、漏驗率為零」稱雄西服業。法國前總統看到中國官員和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所穿服裝款式新穎，色澤宜人，從質地到工藝都是世界一流，誤以為這些服裝都是從國外進口的，當得知這些服裝均是奉化服裝廠生產的，密特朗總統頓時贊不絕口，連稱「這是真正東方藝術，真正東方藝術」。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奉化的服裝企業不斷向高標准、高質量、高檔次邁進，特別在近幾年來，羅蒙、愛伊美等服裝企業相繼引進了世界一流先進設備和成套智能化生產流水線，並革新工藝，2000年羅蒙成功研製了「綠色環保型無粘合襯西服」被法國科技質量監督評價委員會推薦為「高質量科技產品」，並被列為「歐盟市場銷售目錄」，打開了通向歐盟市場的大門。目前一個更高層次的集團型、系列化、多元化、信息化、名牌化、個性化、國際化格局正在奉化形成。奉化服裝在全國服裝行業中已佔有重要地位，她已擁有超一流的大型集團公司，擁有「中國馳名商標」企業，擁有「中國名牌」稱號企業，其中羅蒙集團是「中國最大經營規模企業」、「中國最高利稅企業」「中國最大出口創匯企業」。羅蒙品牌全國市場綜合佔有率雄踞中國服裝業名牌企業的第二位。而且羅蒙以自己的品牌進入了歐洲和美國市場，開創了以民族品牌融入世界名牌服裝之林的先河，這又是奉化人的驕傲。
紅幫文化已不再僅僅是紅幫人的文化，而成為奉化人的寶貴精神財富，這種精神在不斷的延伸。其中第四、五代紅幫傳人的代表盛軍海、盛靜生、傅志存等的成功業績就是最好的詮釋。紅幫文化已成為中國民間服裝藝術的一種象徵，它是「真正的東方藝術」，它又在不斷的升華。
紅幫作為一個服裝流派，是一種產業型集團，她長期以師徒傳授關系，確實推進了民族服裝事業的發展，但她又以新的傳承形式擴大生存空間，代代相傳延綿永恆。紅幫以她精湛傳統技藝，立足生存求得發展，以敢於爭先的創新精神創造明天的領先。紅幫以她豐富的民族內涵的濃濃情商，情系天下，服務大眾，回報社會，對人類文明不斷再創造。
文化的盛興，被稱之為繁榮，世代的銘記被稱之為永恆。盛興百年的紅幫服飾文化，她將使奉化的服裝業乃至中國的服裝業恆而久之。
『肆』 紅幫裁縫是個公司嗎它有標志嗎
不是，他是指（祖籍寧波）的一批到上海製作西服（高級定製）裁縫。因為幫洋人做衣服，洋人多為紅發，簡稱紅幫裁縫。又因為工藝精湛以此揚名。當時製作長袍馬褂的成為本幫裁縫。
『伍』 紅幫裁縫的獨特之處
紅幫裁縫在17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西服製作的「四個功」、「九個勢」和「十六字標准」，成為中國縫制西服的經典。
1.「四個功」
即刀功，手功、車功、燙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縫紉機操作或用縫紉機操作達不到高質量要求的部位，運用手上工夫進行針縫，主要有扳、串、甩、鎖、釘、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攙等14種工藝手法。「車功」指操作縫紉機水平，要達到直、圓、不裂、不趨、不拱。「燙功」指在服裝不同部位，運用推、歸、撥、壓、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燙，使服裝更適合體型，整齊、美觀。
2.「九個勢」
是指脅勢、胖勢、窩勢、凹勢、翹勢、剩勢、圓勢、彎勢、戤勢。如袖籠山頭必須做到圓順，袖子要做成有彎勢，後背要有戤勢使兩手伸縮方便，子口要有窩勢，不向外翹，前胸要有胖勢，肩頭要有剩勢等。
3.十六字標准
即「平、服、順、直、圓、登、挺、滿、薄、松、勻、軟、活、輕、窩、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襯平坦、不傾斜、門襟、背衩不攪不豁，無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體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線與人體凹凸線相一致，俗稱「服帖」。「順」指成衣縫子，各部位的線條均與人的體型線條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種直線應挺直，無彎曲。「圓」指成衣的各部位連接線條都構成為平滑圓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後，各部位的橫線條（如胸圍線，腰圍線）均與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滿」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豐滿。「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頭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給人以飄逸、舒適的感覺。「松」是指成衣不拉緊、不呆板、能給人一種活潑感。「勻」是指成衣面、里、襯要統一均勻。「軟」是指成衣的襯頭挺而不硬，有柔軟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線條和曲線靈活、活絡，不給人呆滯的感覺。「輕」指成衣的穿著感到輕松。「窩」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領頭、袋蓋、背衩，都要有窩勢。「戤」是指成衣寬舒度，伸手時不扳緊，手放直時戤龍不縐。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聯系，統一在一件服裝上，就能顯示出紅幫特色工藝的特點。在女式服裝上還體現鑲色、嵌條、滾邊、切圖、綉花等工藝特點，使女子服飾造型上更優美，有時代特色。 發起了中國服裝史上最富有革命意義的一次改革，揭開了中國服裝史上嶄新的一頁——中國現代服裝史：在完成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開創了中國服裝史上影響最大、最深、最久的一個服裝流派——紅幫。
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裝改革。其中，以趙武靈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時期的3次改革最有聲勢，影響最大，但所有的這些改革，無不是在傳統的范圍內反傳統，是在不根本觸動服飾上的封建主義等差觀念的原則下由上而下進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當時服飾的流行時尚並不是源於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個性的展示，也不是群體認同的載體顯現。《韓非子·外儲說》曾描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齊桓公說：他討厭紫色。於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這雖然是帶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劇，但卻是擊中封建時代服裝變幻的要害的。
而紅幫開創的近現代服裝，是在中國社會出現次重要轉型的歷史背景下，在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延續時間特別漫長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和展開的；從一開始起，就是由下層民眾中的裁縫與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劃的，以後改革的全部歷程無不如此。從裁縫師傅到革命領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一起謀構、推廣和完善，不管是男裝、女裝，其代表作中山裝、西裝、旗袍，穿著者都是沒有階級、等級限制的。從大總統到平頭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條件、意願自由選擇。自由、平等、民主精神從這里得到了體現和高揚。正因為此，這項改革才隨著革命的深入而越來越廣泛越深刻，紅幫也因此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和一個長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條開放型的發展道路。 取眾之所長是服裝改革取勝的必經之路。這一規律，在紅幫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論證。洋為中用，古為今中，推陳出新，成為紅幫參與市場競爭的有力手段。
應該說，中國服裝現代化的春風，是從西方吹進來的。其方法大體上有兩種：一是照搬，購置西方進口的服裝，或向西方裁縫定做西裝。這是開始階段在外國的留學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國內的極少數富有者採取的方法；二是借鑒，由中國裁縫參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縫制技藝，按照中國人的體形、性格、生活環境，不斷加以改造，使之中國化，有的完全「化」為中國民族服裝，比如中山裝。這是紅幫等裁縫群體採取的方法。
西裝，在西方也是革命的產物。它是在法國大革命後形成的。後經定型、規范，遂成為西方現代服裝的主導品種，進而作為國際通用服裝向全世界傳播。正是在這種時代大潮中，西裝傳入我國。在中國社會歷史大轉型時期進入中國，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進西服，使西服中國化，正是紅幫順乎歷史潮流，開拓的洋為中用的一條中國服裝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中山裝，是化洋為中的顯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啟發而創制的。紅幫把它引進中國之後，使之徹底中國化了，使紅幫再創作的成果，達到了洋為中用的極高境界。中山裝幾經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國的「國服」了。中山裝的創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國服裝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紅幫人為創制主體，以革命氣概和科學精神相結合，以我國社會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審美趨向為依據，博納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斷發展，不斷創新，從而使這種服裝成為向傳統的舊式服裝挑戰、中國服裝走向現代化的第一個重大成果。經過多元發展、大膽普及，不但成為我國現代男裝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種服裝，而且在國際服裝中獨樹一幟。
旗袍則是紅幫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一個典範之作。發展到20世紀後期，它已走向世界，進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裝藝術宮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紅幫人都參與了這個女裝精品的創作。它是紅幫和其他裁縫集體智慧、膽識和科學精神的結晶。
旗袍，本是滿族女子穿的一種長袍，為了遮擋胡天的狂風飛沙暴雪，這種袍子長而寬大，是直筒式的，又稱「大衫」。它無法顯示女性的性感特徵．缺乏女性服裝的形象美，從清末起，旗袍悄然變化，辛亥革命以後，更出現了一個持續創新的歷程。在具有先進服裝文化素養的上海、天津、哈爾濱、大連、青島、漢口、廈門、香港等地紅幫裁縫和其他有現代意識的裁縫和服裝企業，以及許多民間心靈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參與下，繼承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著的長袍等民族服裝的傳統特色，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同時，大膽吸取西方女裝的先進觀念、現代人文精神和設計、造型藝術不斷改進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製作方法，把中西女裝的長處有機地融入旗袍之中，成為魅力無窮的女裝寶典。
如果說中山裝是「西服東漸」的結晶，旗袍則是「東服西漸」的代表作。這兩種中華民族的現代服裝已成為中外服飾文化雙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經典之作。正是它們促使互動式的中外服裝文化交流駛進了快車道。 紅幫的歷史貢獻還不僅僅於此，而是在長期的發展中不斷地將一些獨特的文化內涵注入到服裝中去。 一件衣服上要有幾只口袋、袋蓋的形狀、紐扣的多少、領口的設計，都有獨特的文化內蘊。即使是今天，紅幫前人對服飾文化的精彩詮釋，仍讓後人們驚嘆不已，受用不盡。正是有了一整套基於深厚的文化內涵，科學又合乎中國實情的製作體系和理論體系，紅幫在發展了二三十年後，已不再是個只會實干、只求實功實利的民間自發的初級流派，而是一個有理論支持、名師輩出、名店林立、著名產品不斷涌現，具有良好的培訓機制，在全國服裝行業中獨領風騷，引導中國服裝藝術新潮、主潮的主導性流派。1956年，「波緯」、「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裝店從上海遷往北京，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紅幫發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趨勢。他們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服裝界的最高水平。
『陸』 誠心想學手工西服，男裝女裝都想學（上海的）。
在上海，去東華大學看看吧，那裡有類似的培訓什麼的，只要你誠心想學，肯定能學好
『柒』 紅幫文化的紅幫裁縫
紅幫裁縫源自傳承幾千年的中華服飾文化。清末民初，帝國列強大舉入侵，在沿海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裡洋人簇擁、洋行林立，一時間，西裝在洋行職員乃至富家子弟之間猛然興起，成了身份和財富的眩目標記。於是，一部分迫於生計的本幫裁縫（中式裁縫）不得不放棄長袍、馬褂、對襟衣，改做西服。當時，國人稱外國人為「紅毛人」，為外國人服務的行業都要加上「紅幫」兩字。「紅幫裁縫」的稱謂由此而起。
紅幫裁縫的發祥地在奉化江兩岸，孕育於上海，發跡於哈爾濱、長春、大連、北京、天津、漢口和青島、濟南、南京、蘇州、重慶等20餘個城市。據《奉化縣志》、《上海總商會月報》、《上海市大觀》等文獻所載，1896年，曾到日本學過藝的江良通回國後在上海開設「和昌洋服店」。同樣在日本學過藝的王睿謨於1891回國返鄉，帶其子王才運到上海做「包袱裁縫」，1900年創辦「王榮泰」洋服店。
紅幫的崛起離不開寧波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由於寧波重商、惠商觀念以及後來產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並成為一種傳統。近代城市和工商業的發展，使原本以「窮家難舍，熟土難離」的農民、鄉間工匠開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別故鄉，四齣探尋新的生活出路。這些因素催生了紅幫的興起。
十九世紀末，上海紅幫裁縫王睿謨為民主革命家徐錫麟做過中國式西服；二十世紀上葉，上海紅幫裁縫名店「榮昌祥」和「培羅蒙」等為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要員做過一大批中山服和軍服；二十世紀50年代，上海紅幫名師為陳毅市長等上海市領導做過西服、中山服；1956年遷京的北京紅幫服裝店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做過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個多世紀來，紅幫裁縫技藝共經歷了四個時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當時寧波裁縫合計250餘人；二、20世紀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蘇州、天津共400餘人；三、20世紀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時，紅幫裁縫在北平、上海、蘇州、天津及山東、東三省、南京、漢口、長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萬餘人，他們依賴自身的手藝，借鑒西方的工藝，在量、算、縫、試中運用刀功、手功、車功、燙功和「推、歸、拔」原理，久而久之總結了西服工藝的九個勢（脅勢、胖勢、窩勢、凹勢、翹勢、剩勢、圓勢、彎勢、戤勢。如袖籠山頭必須做到圓順，袖子要做成有彎勢，後背要有戤勢使兩手伸縮方便，子口要有窩勢，不向外翹，前胸要有胖勢，肩頭要有剩勢）、十六個字的規格標准（平、服、順、直、圓、登、挺、滿、薄、松、勻、軟、活、輕、窩、戤），成為中國裁縫的經典理論。同時，紅幫裁縫還創立了中國服裝業的五個第一：製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開設了第一家服裝店、第一家服裝學校，編撰了第一部服裝專著；四、20世紀80年代末為奉獻期，在寧波、深圳、溫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紅幫老人，大多數謝世，健在的約有100多人，都已進入耄耋高齡。
據紅幫老人介紹，奉化境內較為明顯的紅幫裁縫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謨為代表的江口鎮王漵浦村王氏一脈，另一支是以江良通為代表的江口鎮前江村江氏一脈，再一支是以顧龍海為代表的西塢鎮顧家畈村顧氏一脈紅幫裁縫歷經風雨洗禮，終以精美絕倫的製作技藝，信譽第一的職業道德為世人所矚目，他們的創業和創新精神，已成為寧波創建中國服裝之都的歷史底蘊，正有力地推動著欣欣向榮的當代服裝業。
1997年8月，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為「中國服裝之鄉」；2005年「紅幫裁縫」成功申報浙江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捌』 上海裳 唐瑛
六十年前的上海百樂門舞廳(Paramount)，號稱「遠東第一樂府」。夢幻般的燈光，玫瑰花圖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樂，光滑如鏡的彈性舞池，彷彿都述說著上海的絢麗與奢華。有一個曼妙女子時常來此跳舞、消閑、揮灑青春，她就是唐瑛。當時，在交際場上風頭最足的她與陸小曼被並稱為「南唐北陸」。
唐瑛之所以能成為舊上海的頭牌交際花，出了美麗的容貌外，還與她自小嚴格的家教分不開。唐瑛除修養極佳外，她穿衣考究而前衛，一直都是引領上海灘時尚風潮的風向標。ChannelNo5香水、Ferregamo高跟鞋、CD口紅、Celine服飾、channel香水袋、LV手袋……凡是當時法國貴婦人所有的，她也都具備。
據當時的傳聞買描述，唐瑛有十個描金箱子，裡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掛了滿滿一整面牆的大衣櫥。唐家養了一個裁縫，專門給她一個人做衣服。因此唐瑛的穿著在當時總是代表著上海灘最頂尖的時髦的女郎。
1927年，對時尚頗有心得的唐瑛與陸小曼等人創辦了「雲裳服裝公司」。雲裳服裝公司位於上海的靜安寺路一棟三層小洋樓里，它是中國第一家專為女性開辦的服裝公司。
雲裳服裝公司的形象代表就是唐瑛和陸小曼。公司的開幕典禮上明星雲集，吸引了上海媒體的眼球，各大媒體爭相報道。
此外，開業時，唐瑛和陸小曼還親自在店內為顧客試穿新衣，相當於巴黎高級時裝店的專業模特，如此服務，當然頗具吸引力。
1937年唐瑛離異，將服裝交由雲裳的紅幫裁縫，成立了現在的上海裳。1937年的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蘇州、無錫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時髦女子出現的地方，就會有一道道由上海裳牌大衣組成的亮麗風景。上海裳一時之間成為了愛美時尚女子的首選。
解放初期，紅幫裁縫帶著上海裳離開了上海，分散至各個國家，唐人街，裁縫店華人所在的地方都可以看見上海裳紅幫裁縫的身影。
一次偶然的機會，上海凌龍股權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苓女士赴美，在美國唐人街的上海裳定製服裝，並對上海裳服裝的品質和風格大加贊賞，了解到這個從上海出去的中國品牌目前在上海本土卻並無發展，於是有了從新創立上海裳的想法。
2008年，在王文苓女士的促成下，上海裳紅幫裁縫從聚上海灘，上海裳品牌在中國重新申領注冊成功，並提交了上海市著名名牌的申請。
精緻技藝和國際風尚的結合，上海裳必將再次引領女性服裝新時尚。
『玖』 民國時期，名媛們地奢侈品都是從哪裡買來
不像現在，在民國時期的名媛才是正兒八經，那時的名媛一般都是擁有顯赫的家世，不是名流就是高官，或者實業家，或者書香門第，再瞅瞅現在都是些什麼人？
這是主要來源，還有一個便是熟人帶，現在不也流行「代購」嗎？去趟國外，或者香港，朋友們不也是要求代購嗎？那時也不例外。
這些東西都是浮雲，等這些名媛沒有時，她們依舊熱愛著生活，逆境仍舊好好地生活著。歲月不息，她們依舊持續優雅著！
『拾』 有關寧波幫的小故事
虞洽卿、盛丕華、吳錦堂、王寬誠、包玉剛、邵逸夫、應昌期.童善長童涵春堂國葯號 黃楚九的「中法葯房」、史致富的「萬國葯房」、吳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寧波市慈溪市東山頭鄉西房村人，少時隨父耕作，及壯東渡日本，經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為重，先後捐銀數十萬兩，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澤被鄉里。又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從事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著名華僑。吳錦堂於清咸豐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於慈溪北鄉海濱小村東山頭（今慈溪市觀海衛鎮錦堂村）。據吳氏族人介紹，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帶戰亂頻繁，長江中游一帶居民紛紛南遷，東山頭吳氏明初從江西遷來杭州灣南岸，開懇新漲塗地為生。傳到吳錦堂的父親吳麟初時，已是第12代。外地遷來海濱塗地的居民大都十分貧困，到吳錦堂祖父那一代，家境有所好轉，試圖通過對子女的教育，擺脫世代務農的現實。其父吳麟初，生育五子三女，吳錦堂是他的長子。吳家祖居坐落於東山頭西房村，因吳麟初排行第二，故稱「昂二房」，吳錦堂就出生在一樓靠西邊的正房裡。到其父吳麟初時，連年遭遇天災人禍，家境越來越差。吳錦堂不得不輟學務農，幫父親處理家事，成了主要幫手。不過，他父親並未放棄對他的文化教育，安排他在耕稼之餘跟從當私塾先生的伯父課讀。吳錦堂16歲那年，母親病故，父親又娶唐氏。他待繼母如同生母，村民們都說吳家老大將來定有出息。1880年，吳錦堂在寧波做磨豆腐的小工。在當年，「打鐵、撐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營生行業，地位十分卑下。但對於年輕的吳錦堂來說，兩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盡艱難人生的磨練，為日後在上海灘打拚乃至闖東瀛，奠定了思想、心理、體能上的准備。立足上海灘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鄰居見吳錦堂能吃苦，又有文化，心氣也高，介紹他到上海紅廟前的萃豐油燭店當幫佣。吳錦堂興沖沖地從寧波回到老家東山頭與家人告別。時年28歲的吳錦堂，就這樣帶著父輩的期望，來到他一直嚮往的上海，一年後成了正式店員。吳錦堂在上海工作3年，習算學文，揣摩商賈經營之道，勤奮精明，深得店主的賞識，曾被派到蘇州等地代庖業務。油燭雖是小商品，但購買者各色人等都有，吳錦堂藉此認識了不少人，對他了解社會各界、積累經驗都很有幫助。特別是他在蘇州分店的經歷，更使他有獨當一面開展商務活動的鍛煉機會，顯露出從事貿易活動的驚人才能。滬上赴東洋1885年，即中法戰爭的第二年，31歲的吳錦堂對我國工商業在列強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氣深有感觸，意識到努力向外求發展是改變目前狀況的一條重要途徑。於是，在友人資助下攜資銀千兩，毅然東渡日本長崎。到達長崎後，吳錦堂經縝密計劃，與人合夥從事物資運銷，業務活動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區采購物資並運送至長崎，又代進口商將進口貨物運送至阪神地區交給座商。這種營生投入少，資金流轉快，吳錦堂在短短的一年間，將資金擴大了5倍。就這樣，吳錦堂靠著「單幫」式的經營，積累了資本，還通過購銷環節建立了業務網路，為日後事業的輝煌打下了基礎。1887年，吳錦堂與人合夥在大阪設立「義生榮」商號，他終於有了自己開設的第一家商行。商界樹巨人這以後，他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大延伸：由收購向製造業延伸，如「義生榮號」曾涉足火柴生意；由為出口商購運向自營出口延伸，如將火柴、陽傘運銷中國；由代進口商運銷，轉向自己設行銷售。在經營中，吳錦堂那謹慎靈活、恪守信用和極富開拓性、前瞻性的經營作風逐漸成形，引起商界同仁的注意，稱贊：「他的先見之明、小心謹慎的態度以及隨機應變的經商才能正是他的獨到之處。」一位商界巨人的稚形初步顯現。1889年，吳錦堂在瀨戶內海邊的著名商港神戶設立了「怡生號」，開始定居神戶。此後，經過十多年的奮力開拓，業務不斷擴大，涉足廣泛的實業領域，成了大阪、神戶地區著名的產業資本家。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吳錦堂和神戶紡織業奠基人武藤山治並稱「為神戶照亮前途的人」。同時，他也成了神戶華僑的領軍人物。1894年，吳錦堂被任命為「神戶旅駐大清商人公舉商董」，是神戶中華會館、神戶三江公所的總代。在《浙慈吳錦堂先生六旬榮壽錄》一書里，具名江義所寫的《壽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以火柴為祖國日用品，創辦紅衣商標。以棉花為日本紡織品，購鍾淵股份，開設行號，兼營實業，握販運之權勢，遂獲資數百萬。」這正是對吳錦堂那個時期經營活動的最好概括。仁義奉公益，情懷系故鄉吳錦堂熱心公益事業，關愛旅日僑胞。他是一位深諳經營之道的企業家，也繼承和發揚了寧波幫商人相互提攜、協作共榮的傳統，在創建和發展華商組織、資助華僑公益事業、維護華僑權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萬國醫院、孤兒養育院、盲啞院、紅十字會、同仁會、掖濟會等，都曾得到過他的巨額捐贈。直至今天，在日本兵庫縣還有以吳錦堂命名的村莊和水池，還建立了吳錦堂顯彰碑。吳錦堂澤被鄉親，情系故鄉。當時，國內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吳錦堂常常為之輾轉反側，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組織賑濟。一開始捐給政府，後來他自己組織賑濟機構，設法購米施賑或組織以工代賑，賑濟范圍北至東北，南至閩廣，甘霖所至救助了無數的災民，人們譽其為「萬家生佛」。不僅如此，他在國內的投資范圍涉及采礦、冶煉、紡織、鐵路建設、金融、農田水利和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多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闖盪世界、造福桑梓」是寧波幫的重要特徵。吳錦堂將資金轉向國內，大規模投資國家建設的同時，開始捐資家鄉水利事業和教育事業，投資數額龐大。1905年動工修建的杜白兩湖水利工程，規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項目構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截姚北平原東注的洪水；加固兩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設減水壩，用於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設大小橋閘，以完善排灌系統。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費七萬余金錢」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教育是國家爭生存、爭富強的必要途徑，投在創辦「錦堂學校」上的資金，累計達22萬銀元。因此，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把吳錦堂與陳嘉庚、聶雲台並稱為「辦學三賢」。關心革命事，正義志不移吳錦堂非常關心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他在積極創業的同時，也熱心支持革命活動。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的維新思想就在日本神戶華僑界引起反響。變法失敗後的1902年，梁啟超逃亡日本，在神戶登岸，吳錦堂隆重接待他，並與梁啟超攝影留念。自1899年起，吳錦堂就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孫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過神戶，辛亥革命後，成為中華革命黨神戶支部領導骨乾的王敬祥、吳錦堂和楊壽彭等與孫中山關系密切。辛亥革命爆發後，吳錦堂等阪神華僑成立了中華民國華僑統一聯合會，在之後的4個月中，開展了大規模的聲援辛亥革命的活動。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吳錦堂更以鮮明的態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分別捐獻上海、寧波軍政府銀2.65萬元和1.64萬元，並出任浙江省軍政府財政水利顧問。1914年，吳錦堂迎來了他的六十大壽，這時離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個年頭。為了慶祝壽辰，吳錦堂在松海別墅旁動工建造三層洋樓，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閣」，呈八角形，俗稱「八角堂」。從外部環境到建築外形，從布置陳設到室內裝飾，處處透露出中華文化的內涵。「移情閣」瀕臨大海，面對勁松，對出生在浙東海邊的主人，定能引出無限的回憶和美好的遐思……病逝於異域1926年1月14日，吳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戶養和山莊與世長辭，享年72歲。彌留之際，他一再囑咐家人把他的遺體運歸祖國，葬在家鄉，還囑咐後代不要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任何時候都不能做有損於祖國的事情。1929年，他的靈柩由吳家自備海船經上海運抵慈北。歸葬到家鄉吳公墓庄位於慈溪市鳴鶴鎮，此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覽勝地，又是慈北蓄水寶庫。墓園石欄圍繞，松柏蔥翠，宏偉肅穆，系吳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緒年間狀元張謇提寫。碑旁一副醒目的對聯，為吳錦堂生前自擬，上聯為「為愛湖山堪埋骨」，下聯「不論風水只憑心」，寄託了他對祖國鄉土的深情眷戀。墓碑的上方鑲嵌著章太炎先生撰寫的墓表，篆體直書，約700餘字，記載著吳錦堂的生平事跡。當時，出席追悼會的國內外各界代表達數千人，慈北廣大群眾也自發前來致哀，人數多達萬余。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從慈濟祠到錦堂墓地，萬頭攢動，水泄不通。家鄉人民敬獻的輓聯上，寫道「抱濟世熱忱，推食解衣，不愧萬家生佛；奮海外事業，含辛茹苦，允推當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卓著的一生。